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②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③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政治学原理》是山西财经大学mpa核心课程,作为主讲教师参加本次精品课程培训学习,很有必要,也很有收获。周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述,认真负责的教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周先生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对我今后改进教学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意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我们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它通常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核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明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结合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实际,可将之具体归纳为以下若干观点:
第一、人类生活是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治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第二、政治文明产生于人的现实活动,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基础。将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视为政治文明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本质规定性的深刻揭示。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定包括国体建设和政体建设两方面的任务。
第四、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从古代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进化的过程。人类的成长过程是人逐渐摆脱外在束缚、最大限度获得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被马克思称为“人类解放的过程”。
第五、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产生于人的政治解放,而人的政治解放的本质内容就是:一方面,人在社会领域获得自我支配的权力,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人在政治领域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成为公民和法人。
第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与同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相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又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
第七、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的“时代性”特征,要求政治文明必须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做到与时俱进、与其他文明形式协同发展。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所以十分乐意的参加这次读书会活动。我第一次接触政治学的专业书籍,收获还是蛮大的。博主推荐的这些书,我也知道都是经典读物,但是我以前没有认真地阅读过,感觉这些书艰涩难懂。通过大家一起读书的活动,我逼着自己读了一些,对自己也是有所裨益的。
我主要读了密尔《论自由》这本书,才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回事。公民自由或者社会自由就是社会能对个人合法施用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自由是对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公民自由和政府的统治永远是对立的,从古自今政府都在控制言论自由,但是限度在哪里。通过作者的论述,我知道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就是国民自己的权力,只是集中起来便于使用。还有关于“社会的暴虐”,社会的暴虐很可怕,他会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奴役人民的心灵,我就得社会的暴虐是当下普遍流行的“潜规则”,大家都会潜移默化得跟着潜规则走。
我对就是对《论自由》前几张的内容的一些感想。我在找书遇到的问题是,好多电子书的版本不一样,要读的部分不好找,所以还对博主提一个建议,就是在参考书目介绍时,能不能把所有的书籍要读的书目,第几章、多少页,这样比较好找该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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