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三二九”广州起义,是一次极其悲壮的起义。起义部署工作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计划一千多人兵分十路的起义军,到了起义的当天只剩下了黄兴带领的一百多人,势单力薄的黄兴毅然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这是一场明知道要失败而为之的起义,黄兴率领着这一百多人与百倍于他们的清军展开了破釜沉舟的决死斗争,起义勇士几乎全部遇难。黄兴何以要飞蛾扑火?因为他要给为此次起义捐款的华侨一个答复,他不能让起义流产,他更要给全国沉睡的人民敲响警世钟,唤醒人民推翻满清。“誓身先士卒,努力***贼,书以此当绝笔。”这就是黄兴当年写下的遗书,一封寄给了孙中山,一封寄给了为此次起义募捐的南洋华侨。
分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任性,偏执,但有时却是一份不知前途却要义无反顾的执著。它折射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悲剧精神和美学原则。
话题:“诚信”“执着”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公开发表后,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分析: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是华夏儿女永恒的愿望。于右任的临终诗之所以能打动无数人的心,还在于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话题:“故乡情”“月是故乡明”“殷殷爱国情”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的美名在民间传开了,这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于是举华佗为“孝廉”。通常被举为孝廉的人,都出身名门贵族,被举为孝廉, 就有希望做官。像华佗这样的平民百姓能够被举为孝廉,实在是难得。
乡亲们得知华佗被举为孝廉时,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佗可以做官了,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光宗耀祖了;忧的是如果华佗做了官,谁来为乡亲们看病呢?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华佗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难道消息是假的吗?”有乡亲问华佗。
“不,是真的。”华佗说,“但我拒绝了。举孝廉,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说,也许是做官发财的阶梯,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哪里有我为乡亲们治病更有意义呢!”
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这次不再是徒有虚名的“孝廉”,而是来自都城洛阳太尉府的征辟信,只要被应征到都城的太尉府,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这次乡亲们仍然舍不得华佗走,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为华佗髙兴。
“这回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有乡亲说,“这可是真正的官,你会有府邸、奴仆、家丁,有权有势……总而言之,好处多着呢!吃了这么多年苦,你也该享受一下了。”
“是啊,别再拒绝了,你父亲临终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做官,为华家光宗耀祖,你可别再让他失望了。”
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个官。做官不适合我。况且,我最擅长的是医术,如果周旋于宫场,那便是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于国于民都不是件好事。至于光宗耀祖,我多救几条性命不是更有意义,更对得起华家的列祖列宗吗?”
于是,华佗再次拒绝人朝做官,坚持做一个平民百姓,钻研医术,救死扶伤。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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