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宝库,而《世说新语》则是这个宝库中一颗灿烂美丽的明珠。
《世说新语》是南朝的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全书用文言写成,分为言语、德行、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其中的故事既有很强的哲理性,又不乏趣味性,篇篇短小精悍,有的甚至只是几句话,但就在这些记录人物言行举止的文句中,我们却可以体会到魏晋时代浓郁的政治氛围和人物特色。
前几天,我读了《世说新语》中的一到三十页,其中的一则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这则故事的意思是这样的:华歆和王朗一起坐船避难,有一人想搭他们的船,但却遭到华歆当即表示为难,王朗说:“正好船还宽敞,为什么不可以?”后来追兵即将追上,王朗想抛弃那个人。华歆说:“之前我犹豫不决,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急抛弃他呢?”社会上从此便根据这件事判定华歆和王朗的德行优劣。 这个故事中的华歆刚开始对于别人的'请求犹豫不决,看上去似乎品德不好,但尽管王朗答应了那个人的请求,但当后来追兵到来情况紧急时,却想抛弃协助的那个人,所以,华歆的品德是远在王朗之上的。
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犯过像王朗一样的错误呢?以这个故事为例,在开始时如果华歆和王朗在开始时没有携带那个人,那么那个人可能会有生存的希望。可要是华歆和王朗在中途抛弃了那个人,那么那个人就没有一点生存下来的希望了。
生活中的事往往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答应了别人某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如果你拒绝他,他可能会受到损失。但要是你在中途忽然停止,呢么他的损失会更大。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要尽量帮助别人。但如果的确无法帮忙,我们也要当即拒绝,荣国答应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假设你刚乘上一艘足够大的小船,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请求与你同船,你会怎么做?一定很为难吧,不答应呢,自己的良心过不去,答应了呢,自己的安全又不受保障。在《世说新语》中,两位古人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华韵,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搭他们的船,华韵对这一要求表示为难,王朗却说:“幸而船还宽,为什么不行呢?”后来强盗追来了,船却因为太重而行驶缓慢,王朗就想要甩掉那个人,华韵说:“我当初为难的就是这个呀,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就不能因为情况紧急而丢下他。”便依然带着并帮助着他。世人就凭借这件事来判断它们的优劣。两个朋友,对同一件事的选择竟截然不同。
世人都认为华韵优,王朗劣,都认为华韵急不相弃的言行很值得颂扬。的确,华韵不轻易向别人承诺,既然承诺了就一定做到,这种品德真的十分高尚,所谓“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就是说的华韵这种人。一旦答应了别人就一定要守信用,一定要体现在行动中去,并且敢于承担因此付出的代价。华韵是真正的君子。可是华韵也有缺点啊,他不应该这么优柔寡断,不是吗?再说王朗,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朗是小人。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王朗也是一心想要帮助别人的,只是他也没有想到会有匪寇跟来,而他后文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不过是出于生存本能而已,并且没有真正的做出这件事。试想,换做是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华韵那种境界呢?我们能够做到王朗这样,有一个救人的初衷,也是很不错的了。王朗后来想法的错误,不可否认。在刚开始时如果华韵,王朗两人没有携带那个人,也许他还有生存的机会,但若是后来华韵,王朗在中途抛弃了那个人那么他一点生存的希望也没有了。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应该学会选择并且真正做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既要像华韵那样信守自己的诺言,勇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又要下王朗一样有一颗本质善良的心。既然做不到真正的君子那样,那就退而求其次,既考虑他人的心情,又考虑自己的处境,做一个善良而不失智慧的人!
《世说新语》真的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又回到文章开头,为什么不在愉快的邀请别人上船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警惕呢?初二九班姚思羽?
那则新闻说的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几个镜头抄袭BBC广播电台,然后央视澄清道BBC已经授权。看罢新闻,我又看了看下面的评论,只见一片讨伐之声震耳欲聋。相当部分的人在说天朝不就是会山寨么,山寨了之后还找借口振振有词云云。当然他们说的远不止我这么客气,这幅咄咄逼人,自轻自贱的德行图真让我真看不下去。想起了鲁迅的那句问话:“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要说有,我不敢相信。要说没有,怎么这么多人这幅德行。
今天我们很多人指责我们今天的企业没有创新,抄袭或是模仿他国的产品或其他……“山寨”一词也便从而层出不穷。至于“山寨”一词典出何处我并不深知,对于类似的含义我更喜欢用另一个词汇“拿来主义”。说起这个词那可是大名鼎鼎,鲁迅就写过同名文章。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批判我们去山寨日韩、欧美等等。实际上他们又何尝不曾“山寨”过。仅举一例——日本。日本两次崛起都伴随着拿来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何以重新兴盛?除了美国支持外,拿来主义占了很大的层面。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每年引进外来技术233项目,到了六十年代达到了每年1090项,七十年代每年2091项……“拿来主义,和体西用”成了那个时代日本的.标签。日本大量引进外国的东西,在日语中随处可见的大量的外来词汇的直音,就是快速引进后的成果。拿来主义就是拿来外国的东西,引进后自己改造被超越原作。到了80年代末的日本已经超越了世界很多国家,甚至买下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洛克菲勒大厦。拿来主义的功效可见一斑。
但令我不解的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嘲笑日本的拿来主义,而是佩服他们的崛起。今天我们使用拿来主义了,我们却对自己冷嘲热讽,唯恐落后。还没等我们推陈出新呢,就已经被自己同胞的唾沫淹死了。对于这种麻木的国民心态,真让人担忧。韩国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大的有点变态的国度,但是它们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他们的国民性。在90年代末的金融风暴中,韩国一万多家企业***,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的援助贷款。韩国人视这一天为国耻日,与日军屠戮韩国等同。他们还每家每户都捐款给政府……而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们,除了谩骂和鼓噪还会什么?这幅不会雪中送炭,只会火上浇油的图景中的人们又是什么样的嘴脸?此刻用以一个感叹的词汇,曰:“德行!”
德,是内在的修养;行,是外在的行动。一内一外构成了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精神。而当轻蔑地吐出这两个字时,便是对对方最轻蔑的描述。在央视得到授权后播出电视节目,人们侮辱之。若是没有经过授权的拿来主义呢?成吉思汗的铁蹄为欧洲送去了马镫,于是欧洲有了骑士阶级。阿拉伯的航船为欧洲送去了纸张、印刷术、黑火药。于是骑士阶级被摧毁了,文艺复兴了。我们天天歌颂他们了。可是,文艺复兴的后果是什么?是亚非拉美的人民被奴役、被屠***、被掠夺、被殖民了几百年。不得不说,我们的技术输出给自己造了孽。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些没有人德行的野兽们学习我们的技术时候得到我们授权了么?造纸谁授权的?火药谁授权的?印刷谁授权的?指南针又是谁授权的?……不要说那时候没有产权体制。为什么要遵守保守主义的产权体制?就为了让一个几块钱可以复制的东西卖个几千美元,让人们买不起、让某人成为伪善的世界首富么?而且更为深远的是,产权体制是在西方有能力输出造福人类的技术时候,他们设定的。而我们在技术输出的时候,我们为的是全人类,毫不吝惜的输出。
不可否认,近代以后我们的技术落后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这里的拿来,当然并不是照搬,而是一切有益的,优秀的都可以加以辨别后的拿来主义。
遗憾的是,以今天人的德行看来,我们拿来外国的圣诞节、基督教、一神论、伪善的文明躯壳……是好的,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可我们拿来真正有益于我们的技术,却是山寨的。要知道我们是5000年的文明的国度。在孔夫子讲内仁外礼的时候,在欧洲某棵树上,两个猴子早上在聊天。一个说古德毛宁,另一个回了一句古德猫宁。或讽之,今天我们不文明云云。我想说的是,永远记住是哪些手拄着文明棍的人让我们受了苦,也要记得我们要拿来他们什么。我们要拿来的不是他们的外在的“德行”,更不是他们内在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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