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伍尔夫曾说:“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中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作为当代青年,我们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自我“花瓶”之中,而应树立“无穷的远方与我有关”的担当意识,才能奏响青春的华章。
须知以自我为中心并非自我的真正解放。纵观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之路。普罗塔格拉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言将个人置于宇宙的中心。但是,过分强调个人感觉带来了个人主义的膨胀与对社会事务的冷漠,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亚里士多德因而提出了“人是城邦的动物”的观点。人在注重自我发展的同时,应当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康德道出启蒙的真谛,提出了思想的自由。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其实就在于能够独立思考,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但是保留自己的理性判断。
接收来自世界的`各种信息,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持对于社会的热忱,而不是冷眼旁观,要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停留于言语层面。而今日之社会,媒介技术的更新与发展为个体表达提供了更为平等的信息输出窗口,这看似使每个人都有了参与社会事务的便捷渠道,实则使社会形成相互隔离的“物理社群”,而不同的社群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冷漠,甚至彼此指责。这种冷漠也是个人主义作用的结果,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所有人都习惯与从自己的位置发言,真假对错之分在此就成了无足轻重。这种模糊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的做法显然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缺失了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人就容易陷入“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这种利己主义就表现为冷漠无情。契科夫有言:“冷漠无情,就是灵魂的瘫痪,就是过早的死亡。”冷漠无情有时能保全个人的利益,最终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的。我们常常需要思考“从来如此便对吗?”而个人力量的微小不能成为无动于衷的借口,恰如黑人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她在公交车上以行动反对对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也掀起了黑人运动的热潮。她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壮举。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认知框架的囚徒。”如果不能从狭隘的自我认知中走出来,又何来对于社会,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真正关心呢?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树立“成功不必在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还要具有“功成必定有我”的社会责任感,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集体发展中实现自我发展。
当繁琐的事情充斥着你的生活,成为你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时,你是否还会有更远大的梦呢?
学生注重学习与成绩,大人注重工作与赚钱。大多数的人的目标都是同一个——那就是生存。大家努力、奋斗,只是为了成为一个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普通之外,有着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住着的是不甘愿屈于现状的“天才”,他们舍弃自己的利益,凭借着自己内心中的微光与勤奋,为实现他人的巨大利益而燃烧自我。吴孟超院士为了让中国摘下“肝癌大国”的帽子,认真研究肝脏结构,因自己能够不断地为病人做手术而感到骄傲,这是因为他有着比金钱与利益更高的价值追求。
为什么像吴孟超这样的“天才”会具有利人、利国的价值追求呢?因为它具有马斯洛所说的第五层需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价值,是用深度去衡量的。”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看到了人类与世界的需要;他们信念坚定,坚信舍己可以救人;他们深谋远虑,知道世界上还有比利己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小我,成就大我。
但是,他们的梦永远不止步于此。袁隆平倾尽一生,研究出了杂交水稻,实现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当人们都以为他已经完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临终前,他依旧关心着水稻的问题。他有着“禾下乘凉梦”,但他的梦想永远不会有最终的尽头与达到满足的时候,其随着他的精神与灵魂而生生不息。他们会顺着更重要的事情,走向更远的远方。
一味地寻找比手头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达到的。因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永无止境的。要想成就大我,需要的是思想的转变——从“利己”的思想中跳脱出来,转变为“利他”思想,让潜意识代替疑惑与犹豫不决,让大我融于你的生命之中,你将会从彷徨中走出,打破对“重要事情”的相互比较,甚至是攀比。当下,许多人被夹杂在生存与更高价值追求之间。前者是身体上的满足,后者是精神上的宽慰。普通的人们为了生存选择前者,新事物的伟大创造者们义无反顾地追求后者,而位于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的人们,正是在永无止境地比较着,这样的比较只会让人丧失自我,变得没有目标,甚至无欲无求。
白岩松的《白说》中有一言:“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当人们能找到比生存更进一步的需求时,往往可以充满信念地拥抱未来的一切未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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