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虽历任高官,但为人清正刚直,嫉恶如仇,有时也常以幽默为武器鞭挞妞恶。
有一年,北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为自己庆寿,大摆宴席,许多趋炎附势之徒争送重礼祝贺。当时冯玉祥在直系军队,是吴佩孚的部下,但他看不惯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于是派人送去一坛清水,坛口封条上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
吴佩孚心知冯玉祥捉弄他,但还装着附庸风雅,自我解嘲地说:"知我者,焕章也。"
第一次北伐战争胜利后,冯玉祥出任军政部长。南京是当时国民党首都所在地,市长刘纪文结婚,大摆排场,婚礼隆重,宾客如云,礼物成山。可当时,国家贫穷,战急频仍,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可这位市长却借结婚之机,大肆张扬敛财。冯玉祥十分厌恶。于是他派人给刘纪文送去一件礼物--木盒一只,外包红布。刘纪文喜孜孜地当众打开木盒,里面装的全是南京市民的诉冤状纸。
这位受蒋介石宠幸的堂堂首都市长,顿时脸色发青,下不了台。
幽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区别于只是逗人发笔的滑稽,它蕴藏着深刻的内涵。让我们都学会运用幽默,做一个幽默的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事就像海边的贝壳,拾也拾不完,但有些事已经被岁月无情地带走了,而有一件事却在我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第三单元的数学试卷发下来了,一个刺眼的分数映入我的眼帘。“75分?”我连忙揉揉眼睛,定睛一看,没错,是75分。顿时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了下来。75呀75,从小到大,我可从来没有考过这么差,这可怎么向爸爸妈妈交代呀?李老师说:“今天的试卷还是和以前一样,请你们的家长在试卷上签名,明天早上交。”这轻轻的几句话,在我听来,却仿佛千斤巨石,压在我的.心头。给家长签名?天哪,爸爸妈妈对我一向要求很严,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次数学考试只有75分,他们一定会严惩我的。此时,我仿佛看到了爸爸妈妈严厉逼人的目光。
“怎么办?怎么办”放学的路上,我心事重重。忽然,我眼睛一亮,平时我的试卷都是爸爸签的名,爸爸的笔迹我非常熟悉。这次,我的试卷不给爸爸看,自己模仿爸爸签个名不就可以了?再说,老师要检查几十份试卷,哪会那么仔细看呀?对!就这样决定了吧!
第二天,我拿着自己签名的试卷胆战心惊地交给了老师。老师接过试卷,眉头一皱,我心一惊:“完了!”果然,老师指着爸爸的名字问:“这儿是怎么回事?”“是我我”我结结巴巴,头始终不敢抬起来。好久,耳边传来一声:“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教室。老师似乎没有刚才那么严历了:“是怕爸爸骂你吧?”老师接着意味深长地说:“一次没考好没有关系,但不诚实可不是件小事,从现在起,做个诚实的孩子好吗?”我抬起头,正遇上老师鼓励的目光,从这目光里,我懂得了许多、许多。
这件事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是它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老师真诚的话语,它时常激励着我要做个诚实的孩子。
有人把社会比喻成生活的课堂,对于我来说,还不能真正懂得它的含义,但有一件事让我懂得了:社会—这也是课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用冷眼看待世界。
年轻的个体户们和顾客正在吵架,“穿着入时”的女孩们喜欢买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
庸俗,一切都那么庸俗。
我喜欢看《野性的呼唤》,更喜欢欣赏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博得金牌的激动场面,可妈妈却偏偏让我去买几块姜。
我漫不经心地走进熙来攘往的农贸市场。来到了一个黝黑的脸上爬满皱纹,穿着朴素,看起来和蔼可亲的老爷爷面前。挑完姜以后,我左手把它们往秤盘上一“扔”,右手准备掏钱。“七毛钱。”老爷爷说。我把五元钱递给卖姜的'老爷爷。“有零钱吗?”“没有。”我不耐烦地说。“那我多给你秤点算了。”“要那么多干吗?”我嘟囔着。过了一会儿,老爷爷把找回来的钱给了我。“还差三毛钱。”“三毛钱?算了,不要了!”我付之一笑,转身要走。“小姑娘,等一等。”说着,她转身去换零钱。“不,我说过不要了!”“你等等。”老爷爷走得更远了。我随意摆弄着秤盘上的姜,心理和不情愿。“找到了!”老爷爷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天气虽然非常寒冷,汗水却顺着他那深深的皱纹流了下来。“给,姑娘。”我觉得手中的钱突然增重了似的。只有老爷爷在微笑。
我离开了农贸市场,是拖着一个沉重的问号离开的。
街上的景色跟原来一样,只是我的脚步没有了往日的自信与高傲。街上的人们脸上都挂着微笑,一切都那么和谐,那么朴实。
过去,我在学校的课堂上学到了《微笑》。今天,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上我学到了真正的微笑。它告诉我,以微笑待人,就会发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庸俗!
我在心中高喊:“老爷爷,您才是真正诚实守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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