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是事业成功的保障。”这句话很有道理,只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天底下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摆在我们面前的名人有哪一个人一生是一帆风顺的呢?不都有挫折吗?但名人之所以能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能在受到挫折时抬起头来奋力向前追赶。正所谓:人有他的高峰期,也有他的低谷期。达到了高峰期时可以说走到了辉煌,但是走到了低谷也不要气馁,要有自信最大程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这样往往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爱迪生小时候最喜欢科技小制作,但是他学习非常不好。青年时仍凭借着自信坚持发明创造,我们现在用的灯泡,可是费了爱迪生浩大的一番工夫,他尝试着在一千多种材料中挑一种最耐用的来制作灯丝,当时周围的人们都取笑于他,但是爱迪生不顾周围的舆论,坚持做实验,终于发现了钨丝最适合做灯泡的灯丝。他发明了灯泡可谓照亮了全世界,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爱迪生也成为了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家。
美国著名作家海轮凯勒,一岁半就双目失明。命运对他是凄惨的,可是她凭着对自己的信心,顽强的活了下去,又踏入中学校门。此后,她对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并且被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录取。
可见,自信是人获胜的法宝,更是事业的保障。但是,自信也要有度,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而轻视别人就等于自傲自负,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国时候的马谡,的确有才能,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终究就因为街亭失守而身首异处。可见,“骄兵必败”就正好应了这一个事实。
自信,可以使一个人从平常走到辉煌;自信,可以使一个人从绝望看到希望;自信,可以使一个人从暗淡走向光芒。自信,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保障。
文化有共性有个性,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正如鲁迅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的,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之林,文化是基石,是一个国家实力强盛的标志,是每一个国人的自信之源。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那些渐渐被取代的传统文化,很多人对此都感叹不已。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的母语都渐渐被英语所代替。就拿中国来说吧,上小学的娃娃,自己的母语还没有学利索,便学习英语,让中国人从起跑线上就丢失了自己国家的文化,持续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英语各种等同于母语,甚至超越母语。就拿大学来说吧,好些专业没有了大学语文,但却先要有英语过级考试,才能获得文凭。如果细心地作一下调查,不知道有多少学子因为学英语困难而产生了厌学情绪,或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可是,毕业之后,又有多少人真正运用上了英语呢?能不能将已经成为“规矩”的英语过级考试改为选考呢?又能不能将大学语文纳入必学科目,将母语的考试列入过级必考而成为“规矩”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重拾文化自信显得就犹为重要了。
不久前,网友陆续把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老规矩搬上了网络,希望它能重新走上文化舞台,有人说这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在这个人人平等的世界,那些老掉牙的思想早应该被淘汰掉了。而有的人又说,中国的文化古老而又死板,不像外国文化先进。如果说前者的思想有激进之处,那么后者却是一种极度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只觉得异族的文化更优秀,于是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依附在别人的文化下度日,那是典型的失去了文化自信。如此,迟早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像它的文化一样,从此消失在世间。因此,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是自己的,都应该保留。对于那些过时了的,可以陈列在博物馆,对于那些还适应时代需要的就好好发扬。
如果说“笑不露齿,话不高声”过于拘束,但我们可以在特定场合不要目中无人地放肆,让言行举止午休总该可以吧?如果在公开场合“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实在太累,你可以在家里随意放松。因此,不要说这些“老规矩”是死板的文化,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它变得更加灵活,更加的富有时代内涵的。
记住,民族要有自信心,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信,必须重拾传统文化,再造中华文明的复兴。
然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却正在对自己的文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自信力。中国流传千年的文化,能如此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一定有它的价值和优越性,可为什么中国人却开始怀疑它的价值了呢?“崇洋媚外”已成了追逐时尚的主流,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尤让人为之震撼,为之感叹,为之心痛。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好像是外国的,或是受到过外国人褒扬的,就是好的。甚至于国外的中低档东西到了中国,也比本土产的高档货好,说出去脸上有光。前一段时间,新闻中曾曝光过一些“披着洋皮”的国产品牌。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洋品牌”服装,要价很高,只是因为挂了个洋名。而实际上,这些品牌的商标全是在国内注册的,所谓的原产国,意大利、法国等根本就没有这些品牌。以及前不久新闻上曝光的达芬奇家具专卖店出售的所谓“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家具,一件要几十万的天价,在顾客购买后出现了质量问题。再经查证,这个品牌确实是意大利的,而它在当地也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更何况家具店的`这些家具,都是该公司委托给中国家具厂生产的,原料也是中国原产,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这些国产货也并非是劣质产品,只是在中国人看来,国产货比不过进口货。而商家们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从而行骗,从中牟取不正当的暴利。中国人对自身的不自信,也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我们确实应该清醒了。中国文化的优劣性不是靠洋人的简短评价就能确定的。这也许是受了过去一百年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影响,让中国人认为自己仍然被洋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是时候走出这个阴影了。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雄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文化曾经的缺失是中国难以治愈的疤,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中国这头曾经吼一吼都会令世界为之胆寒的雄狮,却一度沉睡不醒。自大的君主,愚昧的国人,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脱离导致我们几个世纪的落后,那些曾经的耻辱给中国文化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几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所有人都认为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苏醒了时,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文化也再次站在巅峰,引领世界。
历史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千年时光弹指一挥间悄然滑过,回想几千年前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文明——那令人惊叹的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以及一系列的科学成就,这些无一不昭示着中国文化曾经的繁荣与昌盛。而如今,经历过近代那场持续一百多年的耻辱的我们,却不再相信祖先代代传承至今的古老文化,转而把西方文化奉为经典,一味的批判中华文化的腐朽与落后。可是,请试想,假如中华文明真的没有与时俱进,那么为什么世界四大古文明如今只剩我们这一支还依然在迸发活力,为什么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它依旧屹立于世界东方,岿然不倒。我们的文化一直都在创新啊,只是有些人不曾发觉罢了。就拿汉字来说,经历了小篆、隶书、楷书再到行书,到如今,简体汉字已被我们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还要写那些壁画繁琐的字体来表达自己,那么生活中会平添多少不便!
其实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信,因为它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因为它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所做的巨大贡献,也因为它曾带领中国冲向世界的巅峰!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哪一项不是改变世界前进步伐的发明啊。而且中国的茶道、功夫、儒学思想更是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赞美中国是"物产丰富的天朝大国",让无数的西方人神往。拥有着这样优秀过去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不必依仗于外国人的肯定,我们的文化底蕴本就比他们深,为什么还要他们来肯定。中国人少的只是那一份对于自己文化的信仰与自豪,只要再多一份自信和从容,我们一定可以让华夏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让世界看到中国这头沉睡的巨石在苏醒后究竟可以爆发出多么大的威力。
孔子学院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开办,无数的外国人慕名进入;"中国年"在俄罗斯成功举办,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前往游览;中国的功夫之乡每年也都吸引大批外国人前来拜师学艺。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吸引力。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文化强大了,这个国家才会真的强大。试问,一个只有GDP支撑的国家,又能在复兴之路上走多远!
我们要不断发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文化成为祖国崛起的坚强后盾。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自信。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会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文化会再次引领世界!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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