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与狐狸互相结为好友,为了彼此的友谊更加巩固,他们决定住在一起。于是鹰飞到一棵高树上面,筑起巢来孵育后代,狐狸则走进树下的灌木丛中间,生儿育女。
有一天,狐狸出去觅食,鹰也正好断了炊,他便飞入灌木丛中,把幼小的狐狸抢走,与雏鹰一起饱餐一顿。狐狸回来后,知道这事是鹰所做,他为儿女的死悲痛,而最令他悲痛的是一时无法报仇,因为他是走兽,只能在地上跑,不能去追逐会飞的鸟。因此他只好远远地站着诅咒敌人,这是力量弱小者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久,鹰的背信弃义的罪行也受到了严惩。有一次,一些人在野外***羊祭神,鹰飞下去,从祭坛上抓起了带着火的羊肉,带回了自己的巢里。这时候一阵狂风吹了过来,巢里细小干枯的树枝马上燃起了猛烈的火焰。那些羽毛未丰的雏鹰都被烧死了,并从树上掉了下来。狐狸便跑了过去,在鹰的眼前,把那些小鹰全都吃了。
这故事说明,对于背信弃义的人,即使受害者弱小,不能报复他,可神会惩治他。
有这样一幅漫画,题为“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画上有一个嘴刁香烟,左手拿铁锹,右臂搭着毛巾,裤腿挽得老高的人,正迈开步子向前走去。
在他的身后留下四五个深深浅浅的水井,但它们离地下水面总有那么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而最靠近他身后的'那个,只挖了几锹,就感到这下面没有水了,要现换个地方挖。他迈开步子正向未开发地带继续“挺进”呢!
看了这幅漫画,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干劲、恒心和效率这三者的关系问题。
要干成任何一样事情,首先需要的是干劲,缺乏干劲什么事也做不成。然而这十足的劲头该如何使用呢?假如你一会儿干干这个,一会儿干干那个,结果会一事无成。这个道理小学生也懂,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就有一篇寓言《白头翁的故事》。说的是林中有一只小鸟,看到黄莺鸟唱歌唱得好,就跟她学唱歌,看到燕子会做巢,又去学做巢……结果头发白了,本领一样没学成。就得了“白头翁”这个名字。
由此可见,干任何事情不仅要有干劲,还要有恒心,确定目标,持之以恒,才会获得较高的效率。这就好比做人工呼吸,只要存在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不断进行下去,直到病人恢复呼吸。如果你按了两下,无所所应,就放手不干了,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就会断送在你手里。
因此,要取得较高的效率,必须把干劲和恒心相结合。光有干劲是不行的。而那个挖井人,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挖了一连串的“旱井”,而且还准备继续挖下去,干劲应该说是不小的,然而他缺乏的正是恒心,要是他能坚持下去,别说一口井,就是两口也早就挖好了,效率该是很高的。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要切忌犯挖井人那样的错误,要注意干劲和恒心相结合,以取得高效率。
父母的心理是:这个假期是孩子学习的好机会,不可以让孩子浪费了啊!一些父母把孩子在学校学习课程中不好的科目作为假期的攻克重点,一些父母把孩子下学期要学习的内容提前到了假期,一些父母没有给孩子安排学习文化课,却也将孩子的假期安排了过于多的活动……于是,孩子的假期就这样被侵占了。
孩子想过一个怎样的假期?孩子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父母也没有想到要了解一下孩子的想法,假期是孩子的,而孩子的.想法都没有人去注意,没有人去聆听,重要的是:没有人想知道孩子对自己的假期有什么想法!我们的文化中,认为儿童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儿童需要成年人全权安排。
为什么我们不去聆听孩子对假期的想法呢?因为我们不相信孩子会“安排好”假期!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认为安排得好的假期一定是让孩子学习知识,而且时间要安排得满满,不能够让孩子有空闲和无聊的时间,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对孩子最有利。
而我认为,放假意味着这个假期属于孩子。当孩子还不能够具备完全安排整个假期的能力时,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来安排他们的假期。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用心听一下孩子对自己假期的想法呢?然后,用我们的感觉来感觉一下孩子内心需要的是什么——他奋斗了一个学期,他现在感觉累吗?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意吗?他有幸福感吗?他的情绪是怎样的?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些什么?……假期是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休整我们心灵的时间,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孩子被安排得太多,在家被父母全权安排,在学校被老师全权安排,孩子们只有完全服从,接受这样的安排才能够让日子顺利的过下去,这无可厚非。那么假期呢?假期对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孩子们有权利发呆、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权利让自己不接受成人的全部安排,这是孩子发展自我的强烈需要,这样的需求要在什么时候来满足一下孩子呢?我们的孩子已经丧失了太多的权利,假期老师都不被安排上课,而孩子却既要完成老师的作业,还要被父母安排学习更多的课业,这不公平啊。假期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自由的,尤其是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的权利意味着可以被不尊重,可以被忽视。
齐威王的相国邹忌长得相貌堂堂,身高8尺,体格魁梧,十分漂亮。与邹忌同住一城的徐公也长得一表人才,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
一天早晨,邹忌起床后,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信步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全身的装束和自己的模样。他觉得自己长得的确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于是随口问妻子说:“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更漂亮?”
他的妻子走上前去,一边帮他整理衣襟,一边回答说:“您长得多漂亮啊,那徐先生怎么能跟您比呢?”
邹忌心里不大相信,因为住在城北的徐公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自己恐怕还比不上他,所以他又问他的`妾,说:“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些呢?”
他的妾连忙说:“大人您比徐先生漂亮多了,他哪能和大人相比呢?”
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邹忌陪他坐着聊天,想起昨天的事,就顺便又问客人说:“您看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先生比不上您,您比他漂亮多了。”
邹忌如此作了三次调查,大家一致都认为他比徐公漂亮。可是邹忌是个有头脑的人,并没有就此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的比徐公漂亮。
恰巧过了一天,城北徐公到邹忌家登门拜访。邹忌第一眼就被徐公那气宇轩昂、光彩照人的形象怔住了。两人交谈的时候,邹忌不住地打量着徐公。他自觉自己长得不如徐公。为了证实这一结论,他偷偷从镜子里面看看自己,再调过头来瞧瞧徐公,结果更觉得自己长得比徐公差。
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反复地思考着这件事。既然自己长得不如徐公,为什么妻、妾和那个客人却都说自己比徐公漂亮呢?想到最后,他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结论。邹忌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看起来,我是受了身边人的恭维赞扬而认不清真正的自我了。”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人在一片赞扬声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更要有自知之明,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
灾难的突如其来,“混乱”一度代表了我内心最深刻的恐慌、焦虑,已经存在的精神坐标几乎是在瞬间,随着房屋、山峦的坍塌而坍塌,随着人民的流离失所而流离失所。
我觉得自己就是天边的流云,就是田野里的蒲公英,无所皈依。情状类似新世纪以后的,始终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依附或者带来点滴慰藉的依靠。
而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文学载体”,已经渐渐背离了大众,大众对诗歌的不关注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潮。我甚至为看见有人在不断的唾弃、亵渎诗歌表示无奈,但我只能无动于衷。新世纪以来,话语霸权的可能性,一直是让我怀疑的、和不确信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表达形式的不同必然导致个人本位观念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会固若金汤,很难有较大改善。俗话讲,江山易改变本性难移,正有此意。
地震面前,诗歌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折,我不想直接讨论它的具体的价值所在,我想我更多在意、关注的是它的史诗意味,即历史价值。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报纸杂志,关于地震的诗歌几乎可以随处可见,数量之巨、参与人数之众、质量之高,均为历史新高。可以说,像如此壮观的“抒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诗人们”纷纷以自己的感官出发,捕捉诗意,表达心底的`哀痛、信念、感动、沉思,等其他的复杂感情。云南著名诗人于坚语:“心是什么,这个中国文化独有的说法很难概念化。离开具体的现场,很难说什么是心。但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中国四川汶山大地震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完全可以证实心的存在。”
他认为大地震之后,人性开始回归了,这个回归不同于以往生命个体的回归了,而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回归,是民族精神的回归。
“大地震使我们重新尊重生命。生命就是生命,没有错误的生命,没有敌人的生命,没有不值得珍惜的生命。痛心,就是痛惜生命,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生命不同存在方式,这是和谐的基础。废墟下的待救者没有阶级、没有财产、没有贫穷、没有性别、没有年龄、贵贱高低,纭纭众生,一视同仁。一个字,救。生命高于一切,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这样的认识来之不易。这才是最根本的救。当我们拯救受难者的时候,其实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最终得救的,是心。”这无疑是幸运的,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在任何废墟上都可以重建。
大量的地震诗歌正是这一信仰的体现。不管诗人怎么写,他(她)写的是真情,不管别人怎么读,他(她读的也是真情),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诗歌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现在看来,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经历地震这一特殊时期,我不敢断言诗歌的走向了,一切都还不确信,但我坚信,诗歌是有未来的,因为它本身就具备的史诗般的价值。
慢慢的,我把心静了下来,有关地震的诗篇还在继续。或许,明天恐慌就开始逃逸,阳光就要灿烂,诗歌就要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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