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感恩沙漠,是沙漠让它的生命发出异样的光彩;浪花感恩海洋,是海洋让它的生命澎湃起来;我感恩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我生命,给了我温暖的家。是父母的爱让我学会了感恩,有一件事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对我都是一种爱的激励。
记得上学期的一天放学后,我就感觉很累,头很晕,身体有点发冷,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正好爸爸出差不在家,妈妈知道了非常焦急,立刻拿出温度计给我量了量,发现温度是正常的,她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快点去被窝里睡觉。我也太累了,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很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有一双温暖的手在抚摸我的脸,就醒了。我这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妈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呢!一看我醒了就问:“肚子是不是饿了呢?”这时肚子也在“咕咕”地叫呢!原来我一连睡了好几个小时呢!说着妈妈就像变魔术一样,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的前面,此时的这碗面条,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美味佳肴,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到最后连汤都不剩一点儿了。吃完了,我才发现已经12点多了。原来妈妈一直没有睡,守在我的旁边,她每过半个小时就给我量下体温。看着妈妈通红的眼睛,我觉得妈妈对我真是太好了。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在我生病的时候,父母整天整夜地照顾我,直到我好为止;在我不开心的时候,父母又总会细心地安慰我……是父母的爱让我的童年生活过得无忧无虑,过得像蜜一样甜。我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我会把这份爱牢牢地记在心里,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父母做点什么。
爸爸妈妈,感谢你们!你们的爱给了我温暖和快乐,给了我勇气和信心,让我觉得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和美好。感谢你们,你们的爱让我学会了感恩,让我学会了成长。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更加的美好和快乐!
万物初生之前,鸟儿选择了飞翔,拥有翱翔天际的自由,河流大海选择了流动,拥有了波光粼粼照耀天地,狮子选择了搏斗,成为了万兽之王,而人类选择了梦想,他什么都没有获得,相反却是换来了数不尽的磨难与困苦,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后,得到的却是最耀眼的光芒,人类因为有梦想而脱颖而出。电影《共同命运》便是讲关于梦想的故事,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才能成长,我们都是传奇。
《共同命运》是由曲江涛、邓斐、田野、刘畅、王强、孟纪原六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电影作品。影片通过朴实无华的镜头记录下来了几段平凡却又不凡的小故事。实话说这部电影确实是远超预期的好看,没想到一带一路的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巧妙运用社会平凡小人物的事迹,点亮的却是整个世界梦想的光芒。对于这个偌大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渺小,显得那么不堪,但因为有了梦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凡。正如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想要坚持的梦。尤其喜欢那位打篮球的小男孩,姚明是他一直的梦,而他体育老师则是他追梦路上最温暖的依靠,为了一场篮球选拔赛,小男孩经历远超于同龄孩子的体能训练,从未叫过一丝苦一丝累,更是乐在其中,这便是每一个人对于梦想的那份炙热,不管前路如何,只要不轻言放弃,我们的梦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因为有梦,所以充实,因为有梦,所以我们不再渺小卑微。
看完整部电影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究竟还是不是我们?。跟随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在时时刻刻的变化,是身体亦或者是内心。当下很多年轻人满怀着一腔热血走出校园步入社会之中,当然也包括自己,而在所难免的一定会有很多挫败,或许是工作的不如意,或许是被生活柴米油盐的束缚,又或许是被已经定型的人生所牵绊着,年龄越大,梦越远,早已失去了校园时光的热血和血性,我们可能会想平平凡凡也挺好,确实如此,但现在我想说,一切的一切无论什么时间开始都不算晚,只要我们还有一颗向往梦想的心,也许我们和它的距离仅仅只是差了一个决定。因为有梦,所以我们的`人生才有光亮,因为有梦,所以才证明我们真正地活着。当然电影除了梦想的光亮,镜头下的风景更是迷人。荒凉却十足美的大漠、山川湖泊、雪域天山又到绿地平原等等,像极了一场穿越式的旅行,体味我国各地的风景人文。影片摄影的每一帧画面,在光与影的交融下都极为让人心旷神怡,不自觉带入自己到电影里,感受我国大好河山,深深陶醉其中,无比惬意舒心。
总而言之,《共同命运》真心一部诚意之作,影片里有着美丽的风景,也有着我们所有人最初的那颗心,让我们陶冶,让我们于梦想产生深刻的共鸣,而且同时影片也在冥冥之中给予了我们巨大的能量,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现在的生活,直面我们每个人的梦,推荐观看。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35岁那年,我从乡镇调到县档案局当档案员,半路出家,一下子还真有点缓不过神来。乡镇生活风风火火,档案岗位似乎有点冷冷清清,而且专业性强。为尽快适应环境,我刻苦钻研业务,凡是与档案有关的书籍都认真去读,虚心请教,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不知不觉,一晃就过去了15年。
档案工作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大批的城市居民回乡务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的农村成为火热的天地。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后,一纸文件掀起了一阵阵波浪,下乡居民如果没有工作的可以凭档案买养老保险并享受退休待遇,知识青年下乡期间计算工龄。人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奔走,但历史留下的一些遗憾无法挽回,有的档案不全,有的圆珠笔填写的资料褪色模糊,有的霉变和高温使纸张发霉无法入档等等,不能作为依据,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档案资料基本找不到了。谁也未曾想到,一本不起眼的下乡知青花名册能带来切身利益。知青是幸运的,他们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凭档案加工龄,多一年工龄多几百块钱,看到那些额头刻满岁月沧桑的老知青,在我手中找到他们的档案资料那高兴的劲头,深深地感染着我。看到那些找不到档案资料的老居民、老知青那无奈与失落的情形,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为无力相助感到不安。档案多么重要,只是很多人很多时候不在意、不在乎、不重视,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我们的存在,老人们找回了他们有价值的青春岁月。
再说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批资本家、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集资入股加入手工业社和供销联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8 年元月一日,国家有政策规定,54年至56年公私合营过渡来的老工商业者享有退休待遇的人员每月增补工资40元,又是一件涉及民生民利的事,档案馆努力为三百余名职工找到了档案,使其中107人增补了工资,全部退回了股金。我作为档案馆馆长,在办理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批人年龄都在75岁以上,语言表达能力和听力存在困难,查档案的方式全部是我们代查,查一个人的资料要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有的老同志性子急,在找不到自己的资料时,就会急得直嚷,有的甚至哭诉。我一边耐心细致的查找资料,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抚,当我帮他们找到档案时,老人们几乎都是将那张薄薄的发黄的纸张,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眼里噙着泪,不断地说着:"谢谢,太谢谢你了。"只有这时,我真正地感到我这个档案人存在的价值。记得渌口镇老街有位老人叫罗再生,86岁的高龄了,因心脏病、高血压住在医院里,当他听到别人都加了工资时,一个人从医院跑到档案馆,我查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找着,老罗气急,脸色发白,气喘嘘嘘,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急忙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让老人先去住院,承诺帮他细心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翻阅了几十卷档案后,终于找到了罗再生的相关资料,我把档案复印件及时送到了罗再生手中,老罗一家人非常感激。因为我们的存在,让老人们感到温暖。
时光流逝,转眼之间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珍惜这个普通而平凡的岗位,因为它让我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我的人生也因此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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