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
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我读了《李鸿章传》颇有感触,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他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读者在了解李鸿章生平的同时,也使人对当时国民性和国人的劣根性有了初步了解。
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也有过错,但是李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作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后来又写李兴办洋务,实乃为了救国图存而已。他所办的洋务,主要在军事和商务两方面。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他创立北洋水师舰队,成为中国水军的主力。作者也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就是李“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从此李的外交生涯开始,然而这也是他人生的失败之处。后人多因此事而骂李之卖国,“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虽然李之外交确实不够英明,然而这实在是被—迫无奈之举,要知道“弱国无外交”。试想当时中国之处境,李之举措实在是迫于无奈,后人也应该可以理解吧。晚年是李的投闲时代,在朝中没有居其要位,被派去治水,到了“义和团”起,李又被重用。实在是说明李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客观地把李同许多历史名人相比较,李也是有长有短,说明作者治学严谨,也说明李虽为当时英雄,也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李,看待历史。
我对于李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但是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寒。即使有人想救你出去,你却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现状,这实在是叫人悲哀。李就是那个想救国的人,然而黑暗的社会终究不能让他实现心中的抱负。
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终究是好事,为了国家的强大而拼搏也是让人敬佩的情操,因此不管怎样我还是敬重李的,至少我们也应该向他一样树立自己的理想并且为之奋斗。
梁启超言,李鸿章一生尚未有盖棺定论,颇有争议,立传之时带有三份情感:以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非少年得志,原文“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悒,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机遇曾文正公和时局,而后闪亮登场。很多人说李鸿章为晚清权臣,但从权力来源的军政上来看,是高估他了。太平军起义之前,清王朝八旗军东征西讨,直到金田役,旗兵暮气沉沉,才出现满汉权利消长的初端;于中央政府,李鸿章虽有督抚之任,但并不是握有实权的军机大臣。
略观李鸿章一生,先平再明后暗。在其明时,组建淮军,兵法帷幄,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所以在军中十五年没有遇到真正的挫折,对待部下将官都是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一般,所以将领都乐于为他效命,可堪称将将之才。
李鸿章一生势不可与洋务分割,遭受世儒的唾骂是洋务,有识之士的谴责也是洋务,小民茶余饭后也定牵动到洋务。洋务,刮骨未尽,痛与余毒并存。当然,中日海战,洋务***了。李鸿章的一世英名随海军一起覆灭,同时陆军的溃败,把他平定江苏,平顶捻军的荣誉掩盖了起来。海战这一年,正是光绪十九年,李鸿章七十岁,是他一生明暗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更屈辱的转折点,李鸿章的个人荣辱成了晚清的兴衰的象征,此后他一生中最后的八年将是外交的八年也注定必将是暗藏祸机的八年。
当时,万国皆知有李中堂而不知道有北京朝廷,顺理成章地,外交谈判,合约签订多由李鸿章处理,弱国的外交,气息奄奄,难以妙手回天。李中堂因一纸密约——中俄密约,这一实实在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终于让一部分愤怒的国人称之为当世秦桧。(中日条约欺辱太深,当时官员都想借用俄国制约日本,让其干涉外交,事后俄人积极布施诡计促使密约签订,太后授意,条约签订后晚清皇帝和当世人盛怒异常)
局势造人,历史长河湍流不息,李鸿章的明与暗,褒贬不定,但都不影响他在中国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世界史上亦不可缺少。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二、让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好思路,但解决问题是更要紧的思路。李鸿章之所以被教科书定性为“大卖国贼”,主要是两方面,一来他是坚定的主和派(教科书里好像告诉我们面对外敌主和的都是奸臣),总是站在洋人立场说话;二来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中堂代表清廷签订的。
而在阅读《李鸿章传》时我发现,李鸿章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他虽然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无比优越,但却清晰地认识到大清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已经毫无防御之力。正如书中最后两段描述的那样:李中堂在奉命掌舵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许多时候他为了保证这艘破船还能继续航行,不得不扔掉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一些货物。
但李中堂绝对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绝没有说反正比不过洋人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干脆撂挑子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一生有那么多次力挽狂澜解救大清于危难,延续清廷命脉。在我看来,李中堂解决问题的思路恰恰也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的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无法硬碰硬地直接解决问题,那就先搞发展,一切等发展起来了或许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又或者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算是摸着石头走过来了。当然,解决了当时的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国力上来了,人民整体富裕了,这就是一种成功。然而,李鸿章的思路却是走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满清的官僚体制问题。
李中堂所在的时代,官僚选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就是靠对那么几本圣贤书的感悟理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肥肠简单,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应用,这种应用在传统官僚的务虚体系范围内没有问题,可以玩得很溜。
可是要知道,当李中堂要兴洋务图自强的时候,即走向变革需要务实的时候,这种非技术官僚可能即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认知上的升级,更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就像书中所说极度腐败。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包装成绩以讨得太后老佛爷的欢心,至于虚假繁荣的底下到底有多不堪,大家心照不宣一起捂着就是了。
如果当年的北洋水师启用洋人教官,带来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管理,或者就是交给像袁世凯这样能够后来在小站练兵的,而不是丁汝昌这种只有忠义却没有办法的行政官僚,或者甲午海战会是另一种局面。
十多年前,银行启动金融改革的时候,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是不需要直接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快速发展自然就过去了。但今天,银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些问题是否还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恐怕不是“半部论语”可以解决的。
聊点题外话
李鸿章谥号“文忠”,与他老师曾国藩的谥号“文正”仅相差一字。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字之差,足以说明李鸿章确实不如曾国藩。李中堂得不到这个“正”字,恐怕多少和他自己参与贪腐有关吧。虽然在那个时代官员贪腐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因为个人私利而阻碍了国家进步,说起来这不就是触动灵魂的改革的难度所在嘛。
而这个“忠”字即为李中堂赢得了太后老佛爷的信赖,同时也将李中堂死死地限制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这个角色中,这种狭隘注定李中堂是“那个时代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再牛也就是个凡人,他不能突破时代和社会带给他的桎梏,那他主导的变革结局也只能是让大清苟延残喘。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读了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因为梁启超与李鸿章属于两个政治派别,所以感觉本书应该相对公正,起码不会过分褒奖李鸿章。
本书中的李鸿章与中学历史教材中的明显不同。教材中的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封建卫道士。但本书中的李鸿章却是一个中心报国的“英雄”(更多的是在他自己心中)。李鸿章怀着一颗报国的心,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再加上各种机遇,先后评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成为了大权在握的权臣。他推进洋务运动,训练新军,组建北洋舰队,周旋于西方各国列强之间,成为中国外交第一人。但是他始终超越不了自己的思想局限,他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位封建制度的守护者。尽管他内心深处想帮助国家富强,但是他始终意识不到,中国的落后是有落后的封建制度所决定,而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更不知道民主政治为何物。他只能在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封建保守派的阻挠,他更加难以施展拳脚。
外交中,李鸿章先后代表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诸多条约的签订都是无法挽回的,无论哪位外交家去谈判,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列强从中国攫取的权利。中日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在一本与伊藤博文商议《马关条约》的过程就能说明这一切。当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多次商讨,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李鸿章在回旅馆的路上遭遇枪击,伤势严重,但依然坚持商讨玩条约条款,日本方面处于歉意,在条约中做出一定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弱国无外交,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实力必然软弱。如果当时换做他人,未必就强过李鸿章。
所以,个人觉得不能全面否定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从主观角度讲,他应该属于一个正面人物,只是他的思想局限性决定了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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