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来到北站,只见大大小小的`客车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再看各个候车处,次序良好,抱小孩的妇女都受到了优待。看起来这个“母子上车处”的标牌还真发挥了作用。我心里暗暗高兴。不料,走到车站东北角的候车处时,“母子上车处”的标牌下却站着几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一旁则站着一对母子。母亲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妇女哄了半天也哄不住,急得满头大汗,而那几个男人却无动于衷。母亲用胆怯的目光望着他们,眼里掠过一丝不满。
我走上前去,微笑着对那位妇女说:“您怎么抱着孩子站一边儿,为啥不在‘母子上车处’等车呢?” “事情是这样的,”妇女拍了拍怀中的孩子,孩子停止了哭闹,妇女接着说道,“今天早上,我抱着孩子来搭车,到‘母子上车处’一看,那几个男的在那儿站着,我就对他们说:‘同志,这里是……’话还没有说完,那个穿厚大衣的人就说:‘烦不烦啊,我不识字!’说完,就把头扭向了一边儿。我看他们人多,也不敢多问,只好站在一边。”听完妇女的叙述,我瞅了瞅那几个,嘿,锃亮的皮鞋,崭新的裤子,厚实的大衣,衣服口袋上还别着钢笔,就这还文盲!唬谁呢?我气愤地想。我对那位妇女说:“您放心,这件事我会马上处理!”
我走到那几个男人面前,出示了证件,说:“我是这儿的站长,这儿是母子上车处,请让出这个位置。如果几位实在需要照顾,我们可以设一个‘假文盲上车处’。围观的人都笑了,那几个人红着脸狼狈地溜走了。
限娱令发布1年多后才接触到这本书,限娱令发布的出发点或许和此书对于电视娱乐化的警惕有所不同,但限娱令体现出的官方对于媒体的引导的确让人重新对电视的职能开始进行审视,它究竟应该为受众带来什么,它如何负责通俗又兼顾高尚。
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要审视电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娱乐工具?获取信息的平台?了解时态的媒介还是仅仅是一件家具一个摆设而已。电视本身没得错相反还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但是一开始他的发展的方向就是错误,人们本身具备的娱乐性强加给他,并通过他完美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但是由它产生了许多“龌龊”和“纷争”。以及不正常的现象。波兹曼的观点是我们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要有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电视。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承认电视的合理存在,也坚持自己的使命,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就要把他传播出去。
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起到了普及大众文化的作用。只是,我们不能被电视中的虚幻世界所主宰,而导致在虚拟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为我们揭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可怕预言。前者告诉我们,人类将受到暴政的压迫,在受制文化下逐渐走向没落;而后者告诉我们,工业技术会使人们逐渐改变原有的习惯,从而爱上那些使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东西,在庸俗文化下变得更加庸俗。
人类是死于压迫还是死于享乐?每个看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忍不住思考一下。暴政的危害也许是显而易见的,而娱乐带给人的危害却是潜移默化的,这本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赫胥黎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人们终究会毁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就要追溯到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年,此时电视文化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了电视。这些有图像和声音的方盒子把人类从印刷品时代带向了图像时代,将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全都变成了娱乐的附庸。作者敏感于这些变化,深深体会到沉浸在电视中的人们已经渐渐丧失了曾经看书时获得的逻辑能力与思辨能力,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也仅仅是一种娱乐化的表演,他担心人们对电视的拥戴终究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亡,因此写下了这本著名的《娱乐至死》。
这本书首先介绍了媒介的作用,继而引出下面的分析,从印刷品时代开始,再而转向图像时代,将美国社会的变化描述得淋漓尽致,最后给出了赫胥黎的警告: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讲真的,这虽然是一本有点研究性质的书籍,但却非常好读,甚至是我读过的这类书中最好读的一本了,我心猿意马并且断断续续地读,竟也完全没有不理解的地方,作者思路很清晰,并且语言也是通俗易懂。
之所以这本书非常好读,在于作者并未涉及到太多的学术分析以及专业名词,再者,对于作者提到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书籍开始大量普及,人们得以利用印刷品这个媒介,使得信息得到广泛传播,阅读的过程能够促进理性思维,因此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是严肃而理性的,总统选举时的演讲字字珠玑,鞭辟入里,人们能够连续听上几个小时的演讲,看上几个小时的书籍而不觉得辛苦,而这一切,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始逐渐瓦解。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肖陶扩”,这是一种以集会的形式进行教育和娱乐的活动,当时的演说家,教师,音乐家,艺人,牧师等人物会在这种集会中进行讲学与表演,而这种行为恰好是印刷品时代下的产物,最终,“肖陶扩”在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兴起下走向没落,也正是因为人们的娱乐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扩充,再也不需要这种以线下集会的方式来呈现。但作者提到,“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电视的兴起意味着人们接受的信息将是简单化和图像化的,也正是因此,在电视影响下的文化与在书籍影响下的文化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现象。
首先,人们看文字需要理解,而看图像则只需要辨认,这表明了在电视的影响下,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并且电视作为一种不间断给人们灌输信息的媒介方式,使得图像快速进入人的脑海,又快速消失,这表示在电视中不再有那种能够让人们为之思考的深刻信息,一旦你想要思考,广告或者另一个节目就已经开始了,在不关掉电视的情况下,你只能选择忘记之前的信息,接受现在的信息,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关掉电视思考一会儿。
再者,电视作为图像时代的媒介,着重于向人们展示图像中的美好信息,这促成了外貌协会与“表演文化”的兴起,在从前,一个其貌不扬却有着高能力的人会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但在电视时代里,如果你长得不够让人喜欢,或者表演得不够好,很有可能会被民众所嫌弃。“表演文化”也促使了电视中的节目并不是要求有多么深刻的意味,而是他们的表演能够激起观众的兴趣,在这种情形下,迎合大众成为了电视节目最终的目的,就像作者所说,“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了观众期望的形象。”
电视还让人们变得开始“拒绝记忆”,在图像和片段的媒介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开始转变,他们很难记住一些深刻的历史,也很难让破碎的信息形成一个圆满的整体。而这一切的症结并不是人们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而是他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温水煮青蛙,可谓是一种最温柔却最残忍的谋***,它让人们在安慰疗法中逐渐走向灭亡,而这也正是作者担心的事情,人们为了适应这些科技而逐渐改变自己,殊不知在这条路上已经慢慢丢失了曾经最珍贵的品质。
反观当今社会,图像时代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从电视走向了网络。庞大的信息和碎片化的阅读使得我们甚至还不如电视时代,但人们却并没有走向衰亡。我们在娱乐时代里笙歌燕舞地生活着,逐渐生出了更多种娱乐形式,我们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个社会,渐渐不再能够独立思考,注意力不再集中,连阅读一本书都变得困难,变成冷漠的低头族……
人们从来都无法预料自己的文化会在怎样一种形式下灭亡,而人类的发展过程无不证明着技术会改造人类,从而改写文化,图像时代赋予我们更多的娱乐,但却让严肃逐渐走向没落。怀旧是人的本能,印刷品时代的人们怀念口头传授知识时那种无法用文字去形容的哲思,电视时代的人们怀念书籍给我们带来的逻辑以及思维上的深刻影响,网络时代的人们怀念一家人团坐在电视机前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恐惧的不是娱乐会不会致死,恐惧的使我们对未知的未来的种种黑暗猜测。
但,即便如此,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那句话是“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不随波逐流。
20世纪80、90年代,艺术和文化领域开始产生一种新的,与“语言学的”转向对立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针对这一变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将前后分为两个时代,分别表述为以印刷术、铅字为媒介的阐释时代和以电视等视觉媒介为主的娱乐业时代,并从公共话语转向的角度出发,对视觉文化和电视时代本身所固有的娱乐性进行了探究、阐释和批判。
波兹曼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他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从而创造了现时文化,并带来了认识论的变革。在他的定义中,书本媒介是理性和逻辑,而电视媒介是视觉享受和娱乐性。而在两者的对立中,毫无疑问,波兹曼本人是站在文字文化或印刷机时代的阵营里一边的,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我是属于过去那一代文化的”。
看看反视觉中心主义者波兹曼笔下描绘的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这个时代的人们重视思维的内容和逻辑,依靠阅读来了解世界,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并形成对世界的认识。“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在印刷机统治的时代,演讲盛行,人们采取书面语言的严谨来思索生活,这决定了公众话语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达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性内容的。譬如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人们在没有图像和文本的情况下倾听了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辩论,其语句是复杂而严格的,其内容是深刻而逻辑的,这在电视机盛行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波兹曼行文中,无不是对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阐释年代”的追怀和惦念。他热爱那种严肃的充满理性的生活和文化,阅读作为了解和共同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以文字传递信息,构成理性而非娱乐的世界。
按照他的说法,印刷机时代的终结可以最早追溯到电报的发明,电报克服了空间的距离,使得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意义,而取决于其新奇与有趣。人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却是一些毫无联系毫无意义的片段,无从分析和解释。它要求的是:知道,但不是理解。接下来有电视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电视作为电讯和媒体发展转折点的媒介,大大改变了文化的内容,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电视机的时代,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业时代”。
电视何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以至于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乃至造成一个时代和时代文化呢?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倾向即是提供视觉和情感的满足,因此它不具有连贯性、逻辑性、思想性,而只具有娱乐性。
如果电视仅是具有娱乐性,那还不能构成问题,重要的在于电视把一切都赋予了娱乐性。由于电视能在家收看并用于各种目的,它包含了公共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电视控制了所有严肃的公共话语的形式,提供色彩斑斓的图画,配合到位的音效,无尽的奇思妙想,瞬间可以转换的各种主题,大量无意义的、追求视觉愉悦的信息,其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看”。看,而不是想。电视没有思想深度,波兹曼甚至说: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思想的路线借助电视机这种媒介无法表现,它能给予的只是形象的印象,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娱乐。甚至严肃的新闻节目、访谈讲话,也是对于感官的满足,是在于“表现”而不是“体现”。无论电视如何试图去深刻和理性,最终它带来的仍只能是娱乐性,电视很难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
《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年,当时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娱乐业时代”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而相对与美国而言,中国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才得以发展。这段时期中,还出现了波兹曼当初所没有预设到的一种新型媒介——网络。正如《图像时代》中所说,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时期,即超越了视觉阶段而日益成为多种媒体和多种感觉的时期。
电视重新定义了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那么网络呢?它究竟是电视这种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还是对它的一种攻击?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这是波兹曼对于“娱乐业时代”媒介的批评。说起这一特点,网络时代的媒介更胜一筹。很多人把网络年代称为信息时代,无数的信息在瞬间之内得到传递、阅读和复制。政治、经济、新闻、科学、体育……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超越时空界限获得信息。譬如发生在世界某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譬如刚刚在美国电视台新播出的电视剧很快能看到制作好中文字幕的版本;再譬如门户网站上增长的各种奇怪的新闻。只要想,阅读和知道并不是问题。互联网的流行造成了信息的全面泛滥,快速膨胀的信息来源让我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过滤。Ctrl+c和Ctrl+v能得到任何的文字,但只是在电脑屏幕上由文字转向文字。然而在这些信息和文字中,像阐述时代那样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到底又有多少呢?
网络相较于电视,变得更能由受众自主,不像电视那样完全由播放者主导。网络文化所带有的这种自身的虚拟性和随意化、大众参与、广泛交流和个性自由、娱乐和消遣性相较电视来说,是否是一种对文字文化更具有冲击性和对立性的新型文化呢?它终究又能够带来多少价值意义而不是快乐和感官享受呢?
在印刷时代我们的思想是系统思辨的,语境是完整连续的,认识是理性严肃的;在电视主导的'时代中我们的认识是片段的,浮躁的,感性的。那么在网络主导的时代呢?
我们虽然没有被禁止传阅的书,却已经没有人愿意读书;我们虽然拥有着汪洋如海的信息,却日益变得被动与无助;我们虽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却被淹没在了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却成为了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渐渐爱上并开始崇拜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娱乐世界。这是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状况,也是波兹曼在书中时时担心会成真的预言。我始终认为波兹曼存在盲点,即他认为文字能带来思考逻辑,而图像只能带来娱乐和无思维,所以书中他的论证思路还是值得推敲。但是这段被他反复引用的话,以及他在书中描绘的那些情况,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警钟。
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早上,北风呼呼刮着,一个衣着单薄的妇女抱着婴儿准备上公车。本来她们能优先通行母子上车处的,却给四个健壮魁梧的大男人挤在一旁。他们穿着大衣,戴着雪绒帽,明显是国家干部职工,还装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第一个眼睛看着地上,第二个闭目养神,第三第四个抬头远视。那位妇女很生气,因为胆小怕事没与他们理论,只好心里独自埋怨着:难道你们都是文盲吗?为了优先却做出可耻的行为?
大家看了想必与我有同感吧?这几个大男人凭什么霸占?而且还是国家干部职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还不明白吗?他们装作看不到这几个字,其实他们的.心早已被“自私自利”蒙黑了。这种行为随处可见:在公园里,明明有指示牌写着“不要乱扔垃圾”,还有人视而不见,明知故犯……我想画这幅画的作家一定在社会上看到太多这种现象了,正是无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才促使这种不正之风盛行。这位画家想把这类人的假丑恶暴露出来,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行为如何可耻!
如果再这么下去,这个社会将会一。所以,我们必须把不正之风消除,树立新风尚,人人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我希望那些假文盲,从行动上真正改正错误,让我们迎来一个文明有礼的社会吧!
常常听人说,现在从电视和网络上就能获取很多知识,事实确实如此。但正如书中所言,我们从这 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包含了太多的娱乐性。电视节目需要收视率,需要盈利,没有收视率,绝大部分的节 目都办不下去。换言之,娱乐性是电视节目生存的必要手段。为了达到娱乐性,电视上呈现的节目效 果,大多是剪辑后的成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从中获取的知识,看到的画面,是 片面的,仅仅是碎片。比如对名著的翻拍,要做到完全尊重历史、还原作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认为,要获取实在、完整的知识,还是要多看书。就像公司这次“青年读书会”活动,就是要帮 助青年开拓视野、实践历练、知行合一,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在这里,我要引用上面徐友渔讲的那句话。这是他对这本书的评价,但也是在我们读书时该有的做 法。我们要明白,放在我们面前的书,并不每本都是好书,其中肯定有残次品。尤其是读议论性强的作 品时,尤其要保持清醒。因为往往作者说什么,我们就认为是什么,容易被作者带跑。
如何去甄别书的好坏,仁者见仁。只是在书的选择上,我倒是有这么几点建议:一是选择好的出版 社。毕竟这些出版社,有口皆碑,出错率低;二是选择好的译者。这点适用于读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 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看的都是译文,是第二手资料,是以译者的读后感为基准所形成的,谁知道译者 期间***死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又创造了多少个哈姆雷特呢?换言之,还要学会比较,就是要看好几本不 同版本的《堂吉诃德》,选择其中最好的译品;三是尽量多读史书,少看小说,各种小说。
而对于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言传身教的,一个人生导师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以前听故事,听 成功人士讲他们的奋斗史,似乎都会提到一点:我遇到“贵人”了。尤其是公司最近举办了师带徒的拜 师仪式,多位师徒结对成功,更让我觉得公司似乎就在创造一个为我们找到“贵人”的机遇。
天天必经之路,我们都没有发现。所以,校长今天特地带我们去观察这条路的脏乱和不文明的行为。
刚出校门口,只见一个没喝完的饮料瓶“屹立”在地上,里面没喝完的饮料洒了一地,传来阵阵的怪味儿。
你瞧,那绿化带里的鲜花争相开放,绿草茵茵,多美呀!可是,却有一些特别显眼的东西——垃圾,什么垃圾——人们吃过的'早餐随手扔在绿化带上,变得肮脏起来。口香糖随手丢在上面。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懒的人!旁边就是垃圾桶,难道,那个人就不会稍微抬一下手,把它扔在垃圾桶里吗?晕哪!厦门!厦门!这些乱丢垃圾的人,他们这样愚蠢的做法,都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吗?难道,他想把厦门的名誉给毁掉吗?
不只这样,另人气愤的在下面。
往左看,卖东西的摆地摊的依靠马路左右,旁边紧挨着停靠的车辆,那些白菜叶子、鱼渣都扔在马路上。摆地摊就摆了,还乱丢垃圾,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马路中间行驶了一辆车辆,那整个路的面积不就更小了吗?再加上人走在路上,那不是很危险吗?这时的人流量还很小,如果早晨呢?人流量更大了,那不更危险了吗?
这可是一条人行的道路啊!又不是“买卖街”,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再说了,来厦门旅游的外来游客也很多,如果看到这样不文明的景象,然后转告朋友,朋友再转告他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厦门的名誉不就被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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