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小学六年级作文字数课标要求） - 学习作文网

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一】

今天下午放学后，小红背着书包，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高高兴兴地走在回家路上。忽然，她听到了一声大叫。她闻声看去，啊！原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手中装苹果的袋子破了，苹果像顽皮的小孩钻出袋子，跑得满地都是，而老奶奶却无可奈何。

看到这一切，小红连忙跑到老奶奶跟前，取下头上那顶漂亮的帽子，对老奶奶说：“老奶奶，就让我的帽子当您的袋子吧！”还没等老奶奶反应过来，小红已经蹲下来帮老奶奶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收入帽子里。捡好苹果后小红还把老奶奶送了回家。

到家了，老奶奶十分感激小红，不知说什么好，就洗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给小红，说：“谢谢你，小朋友，这个苹果送给你吃吧。”小红连忙说：“不用了，老奶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见。”说完，老奶奶把小红送出家门，小红欢欢喜喜地回家了。

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二】

要省略的尾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是4或者比4小，就把尾数去掉；如果尾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是5或者比5大，就把尾数舍去，并向它的前一位进1。例如：省略345900万后面的'尾数约是35万。省略4725097420亿后面的尾数约是47亿。

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三】

练习七/5、7、8

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四】

造句训练，不仅便于学生加深了对词语的理解，认识更多的语言文字，还使他们了解句子的规律，熟悉各种句式，为写话打下基础。如：《小鹰学飞》一课的课后练习中有用“已经”一词造句的要求。我在指导学生完成造句练习时，首先采用分析理解词语的方法，然后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想一想身边的人和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学会了什么，最后用“已经”造句。我采用多种的形式，把造句训练与说话练习结合起来，让学生学得愉快，学得扎实。、

大纲对各年级作文字数的要求【五】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