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近几十年来的作家都是一些没真本事的人,创作的作品也都没什么水平,及不上前人。我想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基于我低端的水平能对那些作品有所客观正确地评价。毕竟在这个信息化社会中,别人的观点总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你。而近来读过路遥先生的大作《平凡的世界》后,才明白“精于此者,大有人在”是为何意。我也在领略作品艺术美的同时,也对先生起了深深地敬佩之情。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人,怎样赞美都不为过吧!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平凡的世界》在很多地方都引起了我的共鸣,并深为感动。 首先是少平放弃在砖厂。农田帮助家人干活,过平稳的生活。独自一人去黄原城揽活的事。当时的他二十一。二岁,读过许多书,知道外面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不甘愿在父亲与哥哥的下面做着既定的一些事务,如牛马一般。这不是说他想当家做主,他的内心是非常尊敬父兄的,他渴望的是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泥泞难行,他都渴望前往。天地广阔,总不能做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我觉得驱使他前行的应该是他内心深处一种属于男人的尊严。
其次是润生辞职务农的事,当时村里一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政策,两户人家一组。润生的父亲,也就是大队书记田福堂因年事较高。身体又不好。兼之出席会议,没怎么干过农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教师的的润生毅然辞去教师的职务找到了队长孙少安和队员田海民。他知道父亲从小疼他,小时候就没让自己干过农活,现在必然会反对他,用自己剩存的体力换他的安宁。舒适。可是他更舍不得父亲受苦啊,他已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啦。记得当时是这样描写的:润生对他俩说明自己替父务农的来意后,他俩很是理解,因为他们记得当年自己也和润生一样,意识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并勇敢的承担起来了,而后海民欣慰地答应自己与润生组队。润生担起了他的责任,而我们或许还差了些吧!
最后想说的是作品中对爱情的歌颂,其中两次竟让我留下了泪。第一处是兰花和王满银的一段描写:王满银已经累得象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聋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来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花花好……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第二处是秀英与少安的一段描写:少安和秀莲正准备回家吃饭,书记田福堂突然来到饲养院他们的新房。他拿来两块杭州出的锦花缎被面,说是润叶今天上午捎回来的,让他把这礼物转送给新婚的少安夫妇。田福堂把润叶的礼物放下,就告辞走了。秀莲马上奇怪地问丈夫:“润叶是个什么人,怎给咱送这么重的礼物?”少安尽量轻淡地说:“她是刚来的田大叔的女儿,她和我小时候同过学……”“肯定和你相好过!要不送这么贵的东西?”秀莲敏感地追问。少安承认说:“是相好过……”秀莲突然不言语了,背过身把头低下抠起了手指头。少安一看她这样,就很快转到她面前,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真爱吃醋!”秀莲反而冲动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说:“你再不能和她相好了!”少安手在她头上拍了拍,说:“人家是个干部,在县城工作着哩!”秀莲一听送被面的润叶是个干部,马上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她就放心了——一个女干部怎么可能爱她的农民丈夫呢!我想这般朴实真切的感情在当今社会中是没有的,但人总是可以有这样的感情的。记得有句佛语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尊佛,只是许多人未曾开启而已。”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对爱情的歌颂永远不会落伍。
经典总会流传,当地球绕这太阳又转过许多圈后,在某一个书店的角落里,总还会有读者会为经典而感动。
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几次三番地强调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厉害。他曾经以歌德、达·芬奇、陀斯陀耶夫斯基等为例,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一一对照,说出了许多惊人的秘密。如果这位医生的话是对的,那么,了解一位作家,或者将他的作品读透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翻看他的童年,不管是大事小事,都会意味深长。
所以,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首先的意义是精神分析学的,是创作学的,肯定会被那些搞传记批评的评论家抓住不放,深挖不止。事实上,我们确实从毕飞宇的往事中看到他作品的许多原型,虚构的生活与实体的生活在这儿得到了草蛇灰线样的印证。故乡与童年是那么强大,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系在苏中的那块洼地上。我们不难从毕飞宇的回忆中寻找到他小说的蛛丝马迹。
《写字》中在操场上以地作纸的男孩显然有着作者童年的影子,而蛐蛐让作者如此难忘,以至直接以其作为小说的篇名,《枸杞子》中的手电也可能就是作家童年的家电……如果不是故乡特殊的地理地貌,如果不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水,也许少年时对空间的想象不会那么深刻和强烈,直到成年后还会以《地球上的王家庄》顽强地挣扎出来。毫无疑问,毕飞宇的知识是丰富驳杂的,但乡土系列始终是他知识谱系中的强项,他说如果没有少年时代的经验和父辈的传授,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会写出像《平原》《玉米》这样的作品。同时,“文革”对一个少年的影响也比人们想象的要深重得多。我很惊讶在这样一部童年记事中作者对自己少不更事的严厉态度,一个有着复杂身世的孩子在那个时代注定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歧视和压力,但他同时也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使同伴受到伤害。这样的童年经历会让作者成年后有了更多的清醒特别是自省,对专制有了更自觉的批判。谁能想到,一个人价值选择的根据有可能要追溯到他遥远的童年。
所以,我们可以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部有趣的关于作者往日的纪实性作品看成作家的成长叙事,当然也可以看作一部教育叙事。不过,这首先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教育。教育其实是很宽泛的,并不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那惟一的学校教育。如果按照这种狭隘的理解,毕飞宇这部作品中的许多叙述都称不上是知识,起码不是有用的知识,遑论教育?但教育就是在我们不以为是教育的地方发生了,而且,它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学校、重于老师、多于书本。也许,我们的.一些家长会从毕飞宇的这部书中获得许多的启示,并由此调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针。我记得俄国思想家洛札诺夫就曾经武断地认为家庭是最好的学校。他认为,家庭能影响孩子的人生观,能给孩子爱和自由,能让孩子认识到什么是生活--这比知识与技能,比背书与考试重要得多。洛札诺夫觉得人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做人,而“只有家庭,也惟有家庭才能培养儿童最重要的文化品质,教给儿童最高尚、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规律的、宗教性且富有诗意的,“个人正是通过家庭、进而通过社会同整个人类溶为一体并感悟生与死的奥秘”。他这样比较家庭与学校:“家庭惟一能给孩子的是使之健康成长,使之有信仰,使之处事认真,这就是给孩子工具,工具如同给旅行者一根手杖一样。如果家庭能做到这一切,就让学校给孩子其他次要的知识吧。”仔细想想,还真的有道理。毕飞宇也许没有认真地去盘点他的家庭,也没有刻意回忆他的长辈是如何教育他的,他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多少,但他写了他的少年生活,这种生活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种延展。
由家庭,毕飞宇开始走进村庄,慢慢地、小心地拓展着他的生活半径,这样的拓展如同中国画中的积墨法一样,不断渲染出一种氛围,这样的氛围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一个孩子基本的人生意识,他的好奇、他的怀疑、他对生活的兴趣、他对劳动的理解和参与……这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必须遵循的精神。即使说到知识,也很难说哪种更有用。是学校课本中那些有体系的知识,还是日常生活中散漫的经验?从根本上说,学习的目的肯定是为了生活,起码是要养成运用知识的意识,如果一个人不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很难说他的语文学好了;如果他不习惯在市场上与人讨价还价,那也不能说他具备了生活中的数学意识。同样,我们还有“化学生活”、“生物生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会和拥有的。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有毒的世界,这样的生活自觉有多重要。
毕飞宇早就跟我说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也许是因为我与他是同代人,所以看了之后觉得特别亲切。我知道这样的感觉除了有相似的经验外,代际间的身份认同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并不是过分的自恋,确实认为与后代相比,我们可能拥有比他们的生活有趣得多的回忆。我问我的女儿,你的童年是什么?让你回忆,你会说些什么?她想了想说:“猫和老鼠”、“小龙人”、“小虎队”、“超级玛丽”、“新白娘子传奇”、“流星花园和F4”……这些就是她的年轮和生命检材,只有通过它们,她才能将她的那段人生完整地串连起来。女儿特别遗憾地说,我那年没有允许她看《新白娘子传奇》,这让她的人生少了一个节点,现在同学们回忆往事到这一年,她只能无话可说并且因此受到了同学们的奚落。她不无夸张地说,她的这一段人生是无法弥补的空白!这就是女儿的童年和他们的回忆。其实,相比起她的不少同学,她与现实的联系应该还不是完全脱节,她应该记得小城的街道和小吃,知道四时节令与农事,叫得出许多植物的名字,而不完全是电视与游戏和那些由虚拟与符号构成的世界,也许她的同学们也有着相似而又相异的经历,但这一代的身份定位迫使他们对其作了选择性的遗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有一代人的成长资源,也有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从这些视角看去,我们与他们的差别实在太大。不管我是不是抽象了他们,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我们的童年更丰富。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占去了太多的时间,也不仅仅是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从他们脚下将大地抽去。一个人的童年,一个人的成长最好要与日常生活相关,尽可能完整地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去。一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看法不能仅仅来源于书本,而要形成或验证于他与自然的关系,与生活的互动。他要与天空、大地、河流、乡土植物,与人们生存不可分离的动物们建立友谊,与四时节令、油米酱醋挂上钩,这样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带着质感与气味,甚至是肌肤相亲,用句俗话说就是“接地气”的。少地气的生活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也许,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不会看出来,但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如何让孩子们拥有全面、健康、自由和自然化的生活,是一个问题。
这也许是我的看法,连毕飞宇也未必同意。确实,否定一代人的生活,哪怕仅仅是他们的童年也是轻率的和危险的,说出自己曾经的生活,让它们流传下去才是正经事。既然每代人都做过或正在做这样的事,那就让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对这本书的兴趣都是从这本书的名字开始的。我这想这一定是一本以少年、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一本书。
书的主人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六、七年代的生活景象。虽然一样是童年,可他们却和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乡村孩子是纯朴的,他们的生活永远陪伴着大自然。
他们的衣服破了就补补丁,不浪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了。那个时代,还有许多木匠、锡匠这些手工艺人,利用大自然的材料,无烟生产,都渐渐地变为记忆了。
他们玩的东西是什么?玩具?不对,他们的“玩具”也是大自然。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快乐,大自然中有他们取之不尽的玩具。如用树枝做支架的弹弓,爬树、掏鸟窝等等。作者非常爱动脑筋钻研,他的弹弓,比其他小伙伴的已经先进很多。还有就是弹子,也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用蚂蝗揉成的。
小孩的思想还是简单的。当时正值“文革”,作者的父亲是“坏人”,所以他要“爱国”才行,可他在会上讲的话,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作者才明白,那是“斗争”。
童年肯定是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可是那时的中国和童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成为人们永外的记忆。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其实是一本充满深意的书,粗略阅读只觉得它有趣生动。
童年,对于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是什么?是清贫和孤寂。他们的童年没有和平,他们的童年没有洁白的墙壁,没有宽阔的运动场,没有明亮的教室,但孩子骨子里头那种原生态的生机,依旧是无法抹灭的。
童趣是可以“找出来的!”这是我看完这本书后的第一感受。红领巾可以制成遮羞的“时尚”泳裤,医用的滴管可以制成所向披靡的弹弓,玉米杆可以当做“甘蔗”来啃,下地找“甘蔗”这一枯燥的事,孩子们却能把其想象成一场“弹林枪雨”的战争,还有作者独有的爱好:夜晚用手电筒照黑黑的天空及学习划船。这些事情的描写都极其妙趣横生,然而谁敢说,这些兴趣不是找出来的呢!玩具对于那时候的孩子来说,是奢侈的,娱乐几乎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孩子们会不定期的举行“桑树会议”,楝树的果子可以当做弹弓的子弹,淘气的孩子会把“掏鸟窝”当作趣事;天上的云朵能成为消磨时间的工具;蒲苇棒可以制造出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连蚂蟥都可以当做弹子球来玩。。。。。。
孩子的天性在这些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天真,单纯,活泼,机智,这是值得所有现今的孩子学习的品质,是可贵的宝物。
后文,在“手艺人”章节中,所提及的职业都富有有趣的描写,但从中也突出,这些手艺不是玩玩的,而是有真正含金质量的技术,普通却不失技巧。无边无垠的大地,谷香,阵阵的麦地,稻田,还有白茫茫的棉花地,能磨制出豆腐汤的磨坊,生动有趣的水利工地,及其对乡下人对寓意深长的“打”孩子和葬礼,现场大会等事物的描写,还有几个人中对盲人老大朱,哑巴,黄俊祥和陈德荣的介绍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念故乡的,同时在其中也包含有批判的韵味。
“文革”带来的伤痛是无法磨灭的,这是重读几遍后,给我的又一感触。你可以说,那时的乡下人是朴实无私的,因为他们在自己家有好东西时,总有一个思维定式:自己有一点好的马上就会想起别人,要知道,那是的农村,自家温饱都是个问号啊;你可以说,那时乡下人是智慧勤劳的,这在对“手艺人”和“大地”的描写中,是能赤裸裸的看出来;你也可以说,那时的乡下人是倔强善良的,这在后文“几个人”的描写中,有很好地表现。其实,我初读此文章时,觉得当时的人那么可笑,虚伪,但后来我认识到我犯了多么大的错误。这是不怪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在文革时期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运动,孩子们会情愿在苦难中找出童趣来吗?文革对于人的伤害是巨大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一点作者的父亲可以作为很好的例子,他的名字,“右派”的称号,这都将是他父亲一辈子的耻辱,是他父亲一辈子无法忘却的恨与痛。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若多几遍,其中的韵味更浓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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