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一】
在采访中，连奕名坦言这次在剧中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作为演员，这次我所尝试的角色和以前是截然不同的，很有挑战性的。我演的是一个纨绔子弟，有着非常顽皮的一面。这部戏里也有很多的喜剧因素，他会唱京剧，说评书，这对我来说也不难。”而聂远的加盟也全靠连奕名的关系。“要知道聂远可从来不演配角的，这次纯粹是帮我的忙。”作为导演，连奕名已经导了七部抗战作品，“我觉得我的知识储备都用完了，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接下来的一两年内，我会慢慢调整往古装戏和情感戏上导。”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二】
这是最好的时代，群雄汇聚，英豪四起，无论是工程科技还是文学艺术，都在此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充斥苦难的四十年左右光阴里，民国大家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称道的经典。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看到辉煌，看到疮痍，也少不了喟叹一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细说民国大文人》记述评说了包括鲁迅、林语堂在内的七位文学大师的生平经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林语堂的真挚淳厚，梁实秋的温润风趣，张恨水的才华横溢，鲁迅的执拗不羁，沈从文的浑朴淡然。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群追求真知孜孜不倦的学问人，更是战争时期每一个爱国者的肖像。他们无不历经坎坷，满腹的报国壮志和经纶才气，无论出自高门或是生在蓬户，唯有对于文学的热爱是始终相同的。
在我们憧憬先辈们传奇的生命之余，还应从他们身上领悟一些额外的精神。书中大师们有的蔼然仁者，有的恣肆狷狂，有的温润似水，有的刚烈如火。其中我更为欣赏张恨水，小康出身，也没有什么留洋经历，从报纸杂志被领进文学殿堂。他会的似乎只是编故事而已，但其才华之出众却有目共睹。作为一位文品俱佳的高产作家，他曾经同时创作六部小说，共创作中长篇小说多达110余部。他能够“楼上口占打油诗”。他以一支笔养活了其数十人的大家庭。他的作品虽常常被讥为“鸳鸯蝴蝶派”，风靡程度却远令人咋舌，上至党派高位者，下至闾巷莽夫，无不有恨水先生的忠实书迷。
更可贵的是他不参与政治。回溯中国古代，出仕以考究文学为主，有文采的人多半能摘取一官半职，由此养成了中国文人爱指点江山的秉性。然而文学与政治又有多大关联呢？反而在其受贬之际，远离政治才更易出佳作。张恨水单纯把自己放在一个写书人的位置上，从不像其他一些作家，但凡有了个人影响力，就试图大谈时局，妄言政策，却又无切实可行之举，甚至过度追求西化，全不考虑是否符合国情。
他也没有时下文人好打笔仗的毛病。左联成立后，在泾渭分明的政治立场之下，几派文人于互嚼舌头的纸役中失了斯文，展露出可爱的凡人嘴脸，倒是颇具讽刺感。恨水先生几乎没什么文人通弊，却只在爱国上有些许特别的执拗。他的文学天赋实在叫人赞赏，老舍曾称他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
然而时隔数十年的今时今日，张恨水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却不及老舍。原因大约有二：一来今天的年轻人们有了自己的文学偏好，已难接受先贤的种种佳作；二来又确实受了鸳鸯蝴蝶的掣肘。在为年轻人选取的名著书单上，现今的教育者们似乎是羞于将恨老的情情爱爱摆上台面，反而更好引取老舍的风趣正经了。就连《京华烟云》等享誉中外的通俗经典都堙没在当代言情小说的流行中，这种白话的普及甚至趋于退化的现状，恐怕是胡适当年不曾料及的。
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学之美瑰丽无匹，民国文学当称其中明珠一颗。在文学的传承中，我们不应再三将其简化，而更应深入其内涵。面对无涯学海，我们该想着如何畅游其中，而不是舀一碗喝过后，就敢说它是咸的。文学的甜当是隐匿在高处，在江海源头的某一座雪峰吧。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三】
鱼儿可以忘记那一簇簇绿油油的水草，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畅游的大海;鸟儿可以忘记沿途见过的山川，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自由的天空;花儿可以忘记那些给它带来快乐的蝴蝶，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安定的大地……
而我们人类，岂不是如此吗?
我们可以为忘记金钱，忘记荣誉，忘记朋友们的音容笑貌，但是我们能忘得掉我们的根，那块生我们、养我们的故土?
茫茫人海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些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他们穿着家乡的衣服，这样的装束让我们感到欣慰;人声鼎沸时，我们都在寻找那些熟悉的家乡土话，听着那些与标准普通话格不入的家乡方言，我们觉得安心;去书店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有关描写家乡的书籍，读着那些朴素干净的话语，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细节，无时无刻都不体现着人类最本能的归宿感。寻根，不错的，自始至终……
伟大的音乐天才肖邦每到一个国家演出，他总喜欢带一瓶装着自己国家的泥土。他说：“闻着这泥土的芬芳，让我无时无刻地想到我的祖国波兰。”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旅居异国多年的俄罗斯太太托她的一位回乡探亲的朋友带一份家乡的报纸。当她看到这些多年不见的熟悉的俄罗斯文的时候，她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此刻，那种根的归属感，在她心中猛然爆发。
每个人的一生中，他可以去很多地方旅游或者居住，但他们的心中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家乡的。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故乡，那最初的原点，根的起点，也是终点……
记得一位在巴黎留学的朋友，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在心里给自己的家乡道晚安。然后才能入睡，尽管法国的时间和中国的相差8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一种在他心底生长出来的情愫，一种寻根的思念，一种可以横跨时间与空间的力量，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路在我们的脚下一直延伸，寻根，从我们背上行囊的那一刻起，在远方，在心里，抑或在梦境……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四】
一个小男孩坐在路中央，嚎啕大哭，周围一片废墟、房屋的碎片……高架桥摇摇欲坠，月台已经被炸成平地。这个男孩大约两岁半，双腿盘坐在地上，紧握双手，衣衫褴褛的坐在地上，不管地上脏不脏，还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呀？”
过去的火车站一片繁华的景象，人山人海，有小贩吆喝的声音：“快来买啰，只要五毛五！”但现在的火车站却一片狼藉。
小男孩不知怎么了，到处爬，是饿了？还是想找爸妈？突然旁边有一只手在动，小男孩用柔嫩的小手，搬起了一块石头，看见他的.妈妈，他兴奋的叫着，妈妈微弱地说：“宝贝，快救命，找爸爸。”小男孩顿时静力充沛，一下子把妈妈边上的爸爸找了出来，他们一家人挣扎着爬起来准备回家，悬在半空中的钢架掉下来，将他们砸死了...
我看了这副图想说：日本人可恶了，我想把他们通通***光。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五】
暮色四合，倦鸟投林。世间万籁无声，夜穹上悬挂的冰轮扯着皎洁与清冷将月辉洒至旷野。熠熠发光的东方古国在月华下悄然腾飞，若浩淼海洋中升起的星河，瓷文化在银河中，最为璀璨。
追朔亘古，早至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已经诞生于世。当时，陶器的萌芽在建筑用陶与冥用陶的两个方向蔓延，盘根错节。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是造就了陶艺术的一段佳话。霞西省西安市出土的秦兵马俑，繁多的若无尽的落叶;形体巨大，将秦兵的彪悍雄伟刻画地栩栩如生，堪称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隋唐时期，烧制的唐三彩更是精致地令人张目结舌。隋代，中国窑工烧制出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逐渐改变了青瓷统一天下的格局。刑窑白瓷最为著名，有“类雪”“类银”的美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对“类玉”“类冰”青瓷的赞叹。将越窑青瓷形容成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青瓷青翠莹润之轴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瓷器的工艺技术是“更上一层楼”。最颇有盛名的瓷器非元青花莫属，元青花类玉品质更是体现地惟妙惟肖。均、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在人类制瓷业上的精品之作。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格令人叹为观止。
明清时期的陶瓷在宋元结实的根基上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了制瓷的巅峰。这期间仿制的古窑精品，无论造型、款式足以乱真。
中国的瓷业成就了中国的历史。亘古时期的根基，已萌发为粗枝绿叶，繁花似锦的地步。中国的文明依旧递进，瓷业的脚步永无止境。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六】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历史的天空》再到《亮剑》，“草莽英雄”已经成为荧屏热点，众多作品也纷纷跟进。很多人担心这么多相同的题材会不会太雷同，而主创们却不这么认为，并表示：“草莽英雄的作品，通俗、感性，能够迎合观众。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喜欢这样的人物”
写关于民国历史的作文【七】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