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一直梦想能当一名演员,然后挣好多好多钱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去帮助那些没有书读,没有新衣服穿甚至没有甘甜水喝的那些贫困灾区小朋友们;我还要积极热心投身到老年人娱乐设施事业中,为他们修建疗养院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找到住处并且安度晚年;我还要把我的演绎事业积极投身到广大人民群众中,给他们带去欢乐和笑声与此同时带走他们的烦恼和疾病痛苦;我更要……
作文课上,大家都在七嘴八舌议论着他们的梦想,而我由于昨天晚上加班熬夜帮妈妈晒网就不免有些犯困于是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道具上来,服装师去哪了?”“《西游外传》第三十二场第四次开拍……”导演一直喊着,而台上的我身穿芭比娃娃衣服,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正在比划着动作。“哇!我怎么变成铁扇公主了,嘿嘿,我是在梦里”“咔,好了,今天先到这,大家去领盒饭吧”导演一边看剧本一边说着。我小碎步跑过去问导演“:导演,导演,我演的怎么样,有没有很合格?”导演清清喉咙然后开腔了说:“确实已经达到预期效果,拍出铁扇公主欲仙境感觉,不过勿骄勿亲,你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哦”。说着就硬塞给我一叠用纸张裹着的现钞,看着阵势到底要不要接,接了就要被潜规则,不接呢又害怕被炒鱿鱼…当我还在纠结中,突然导演电话就响起来了“喂,你好……”我还未从惊吓和纠结中缓过神,就被一阵刺耳的铃声振醒了。我猛然一抬头看看四周,同学们都在井然有序从教室出去上厕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哦!吓死我了!原来这是一场导演与演员之间的金钱与机遇的交易。
这让我更加明白了,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要兢兢业业,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只有这样,我们社会才能更加安定和谐,幸福美满!
在外婆家,有一张精美的竹席,光滑的竹席两头有各有一个大大的“喜”字,像一件珍藏品,每逢见到这张竹席,我都会想到村里远近闻名的”竹席人“——老蒋头。
老蒋头皮肤黝黑,瘦小的脸上一双明亮的小眼睛格外突出。高挺的鼻梁,宽大的嘴巴,看上去与干巴巴的脸不怎么相称,一双饱经风霜的手上满是老茧,是他编织席子的证明,也是他引以为豪的象征,更是他“竹席人”的徽章。
在平时,编织竹席可是项大活儿,只见他扛着把斧头,去竹林砍竹子,在村上,他砍的最快,不一会儿,他就手提几根竹子气定神闲地走回来,开始了他那独一无二的手艺——编竹席。
他先用蔑刀把竹子轻轻的砍成两半,再一次又一次的对半砍开,只见蔑刀在他手上闪来闪去,神奇极了,接着他仔细的又刮又掏,把每一处竹心都刮了个干净,然后不断的砍、削、刮,越砍越细,竹子在他手中听话的翻来折去。被他轻轻一划,便成了两半,最后成了细细的有韧性的竹篾,接着,就可以开始编了。
他轻松地把竹蔑翻来覆去,快速的编织着,从里往外,一圈又一圈的环绕着,像飞舞的彩蝶,一张席子的雏形很快就形成了。尤其编织最外层时,他屏息凝神,用手聚精会神地挑起,折,再挑起,再折……有时还会涂上颜色,编上图案,打结,这样,一张完美的竹席就完成了。
有一次,一户人家的竹席破了个洞,扔了又可惜,家里人都没有辙,正着急呢。老蒋头见了,接过竹席,看了又看,娴熟地抽出一根竹蔑,手执竹篾在席子上飞快的飞舞着,时而这儿剪剪,那儿编编,不一会儿,竹席就修好了。呵,竹席层次分明,完全就像新的一样,别人接过竹席,啧啧赞叹。
老蒋头他手艺高超,技艺娴熟,是当之无愧的“竹席人”。
马路边上,偶尔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那是爆米花的艺人在街边忙活。
以前的爆米花算是大街上一种较为普遍的食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孩子都去超市买爆米花了,传统的爆米花由“富豪”沦落为街边“乞丐”了。
我专程采访了街边的爆米花艺人。他们说:爆米花已沦落为一种很少人吃的零食了,而爆米花这个工作又很容易伤到人。“开炮”时(他们的行内术语之一)不小心的话,会让耳朵受到重创,导致听力下降,更严重的话可能会使耳朵失去听力。这个职业只能赚一点点辛苦钱,顾客还要砍价,都要看顾客的脸色,现在这个职业真是高风险、低利润啊。
我发现他的工具算比较复杂的了:一个架子,一个火盆,一个爆米花烧制容器和一个大长袋子。他很会做生意,采访完了要我也买一份爆米花。他工作起来很是厉害,有一点儿表演的劲道——娴熟地操起容器,架在架子上,架子下是火盆,容器一圈一圈地绕起来,一点儿也不含糊。接下来只听随着一声“让开!”,“嘭——”的一声,烟雾突地窜出来,大堆的爆米花顺着大长袋,涌到铺好的垫子上。我付钱取货,他道了声谢谢。但我转身后,却听见他在独自嘀咕:“这个社会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卖爆米花的还只能在晚上出来,哼!”
唉,虽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都能出状元,但这爆米花手艺人生活也真是难啊。
古巷里的风,永远不急不缓地吹着,漫步走过岁月和风雨的老墙,雕花的屋檐,青石路上,传来阵阵甜香。
我快步走上前,只见雕花的屋檐下,摆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许是经过了岁月和风雨,已在大理石上留下来时间的印迹。
只见一位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老爷爷,身着黑色大褂,手上不知在捣鼓一些什么。走上前,问:“老爷爷,这是什么呀?”老爷爷答道:“这个是糖画呀!用糖做画。”“那可以吃吗?”“可以呀。小孩子,你没见过吗?”“大城市都没有这个。”老爷爷望了望远方说:“也是啊,现在做糖画的手艺人越来越少了。”我笑了笑说:“老爷爷,可以帮我各做一只龙和凤吗?”“当然可以呀。”随后,他眼神沉着,凝望着大理石板,闭上眼,又睁开,似乎是在构思糖画的形状。
他拿起铜勺,紧握着上面木棒,许是岁月已久,木棒已经被磨得光滑透亮。老爷爷用铜勺舀起铜桶中的糖稀,以腕力带动勺子运行,挥洒在大理石板上,或提,或顿,或放,或收。行云流水,真叫人敬佩。每一个动作都速度飞快,一气呵成,没有半点停顿。随着糖液缕缕洒下,仿佛一眨眼间,威风凛凛的游龙和绚丽多彩的凤凰呈现在眼前。再趁热粘上一根竹签。老爷爷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作品,嘴角微微上扬,眼底拂过笑意。
老爷爷把糖画递给我,我举着腾云驾雾的飞龙和展翅欲飞的凤凰,对着阳光凝望。它们是那么晶莹剔透,活灵活现,又散发着甜香,再一看,它们仿佛已经不仅仅是糖画,而是一份童年悠长的回忆,蕴含着老人的坚持与自信,更是这份传统手艺代代相承的信念。
我不禁为之叹服。糖画甜而不腻,老人的手艺,甜了他人,甜了自己,也甜了心。
阳光洒落,古巷温暖如初。而我手中的糖画,在光影中熠熠夺目。
走在青石路上,古巷的风带着微甜,雕花的屋檐下站着一位手艺人。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站在悠久的石板上,感受着过往的世俗。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有多少人曾遗恨千古,又有多少人留名青史。经过时间的打磨也终将会被遗忘,只有手艺传承才能在这无数的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微光。
“高高烽火墙,玲珑小花园,深巷好似一线天,家枕着……”渊远的歌声传遍了整个湖面,煞是好听。站在石面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路上的行人,既不能算太多又不能算太少。石板的古色,路旁的花草,透着清香。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上有松柏遮挡,下有溪水缠绕。一个不起眼的摊子前吸引着无数游人。
那是个卖糖画的人。他从烧锅里掏出一勺麦芽糖用那勺头紧紧的挨在画板上,让粗厚的线条从勺里慢慢落下,把一个优美的事物给细化出来。远处,一位妇人正训斥着贪嘴的孩子。我强忍着,抬头去观看一幅画的诞生。那画糖画的人可不像我一样分神,眼睛上更多的都是专注。他快速的用手切换着摇动的频率由粗换细,在我眼中手挥之快糖落之细,都使人惊叹。渐渐地,他的手法又变了,由摇变抖,再由抖变掂,再从掂到晃。他手中的勺子挥动的速度终于在那条老虎上慢慢停下。人们完全惊呆了。他乘人出神时,在糖画的尾部点了几下,让这只老虎看上去像刚刚睡醒的老虎,尾部还是翘的,有了一丝神韵。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不管曾经是如何的风光,也不论现在是如何的狼狈,在时光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只有手艺才能在这无尽的岁月长河中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原来是一位老阿姨在做一种奇怪的食物呢!我不禁好奇的凑了上去,问道:“阿姨,您这是做什么呀?”老阿姨看了看我,一笑,说:“这东西叫做鸡蛋汉堡!”我听了,将老妈拉到眼前,说:“老妈,这是鸡蛋汉堡,我从没听说过,不如我们一人买一个尝尝吧!”妈妈爽快地答应了。等待的过程中,我悄悄打量起这位老阿姨来,她不过四五十岁,但脸上写满了沧桑,爬满了皱纹,似乎从来不苟言笑,手上布满了青筋,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苍老而又朴实。身边是她的一个小推车就是她的摊位。其实不过是两个小灶台而已,每个小灶台有7个圆孔,排成梅花状,每个孔里都有着一个金黄色的类似汉堡样的'厚饼,炸得金黄金黄的,我忍不住咽了口口水。老阿姨左手执铲,右手执刀,前后左右顾及着那14个烧着的鸡蛋汉堡,手法娴熟。做完两个后,老阿姨拿出两个鸡蛋,对着锅一敲,两个手指一掰,两个小孔里就各落下一个金灿灿的蛋黄和透明的蛋清。老阿姨告诉我们,这两个就是我们的,鸡蛋要熟透还得要一会,老阿姨的手脚却从没停息,一会儿将一个快烧好的翻个身,一会儿在这个汉堡上撒点调料,一会儿又在那个汉堡上浇点油……,那一把铲子和一把水果刀就似两只延长的手,“鸡蛋汉堡”在她的“手”里来回翻飞,哪里都是油光灿灿;哪里都是飘香阵阵……惹得一圈围观者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这时鸡蛋的“啪趴”声传入耳朵,老阿姨又熟练地用筷子夹了一筷子肉均匀地抹到了正在嚎叫的两个鸡蛋上,不多不少,无可挑剔。我吃惊地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阿姨,心想:阿姨虽然感觉一把岁数了,可手脚灵活自如,比许多年轻人的手还要巧,真的令我敬佩啊!
老阿姨一会儿给“汉堡们”翻个身,一会儿收钱,一会儿给刚做完的“汉堡”穿上面粉外衣,一会儿又在左盼右顾,似乎在担心着什么------忽然老阿姨将我们的两个“汉堡”铲了起来,熟练地在锅底倒上了面粉浆,再用毛刷刷几遍油,鸡蛋汉堡的模样渐渐地显露出来,金黄的身子加上闪闪的油光让人不禁口水直流。五六分钟的炙烤,“鸡蛋汉堡”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更黄了。这时阿姨用铲子把“鸡蛋汉堡”的边缘划了一道口子,用筷子飞快地夹起一把香菜末,娴熟地塞了进去,然后挑起一点辣子猛往里塞,再经过几个翻身,我们那色香味俱全的“鸡蛋汉堡”终于完成了!
我拿起塑料袋,一边回忆阿姨那巧夺天工的制作技艺,一边慢慢品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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