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许多国家,因为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形成了阶级之差,使处在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分歧!
大家是否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所国际的学校中,一天,老师说:“同学们,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就其他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结果,同学们无言以对,当老师进一步追问的时候,美国学生说:“老师,什么叫‘其他国家’?”欧洲国家学生说:“什么叫‘短缺’?”非洲学生说:“什么叫做‘粮食’?”而中国学生怯生生地望着老师说:“什么叫‘自己的想法’?”
美国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有各国的精英,它虽是由英国分出的,但是科技却领先于英国,在美国人眼里,自己的强大以满富余他们,他们眼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与他们媲美由此理至于美国学生的眼里根本没有其他的国家,但他们可知道: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
欧洲是富有的,在那里很少有会有年在街头饿死人,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总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每个人的钱包即使不是鼓鼓的,也不会有空的时候,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小轿车,那一座座的摩登大厦,便可知道欧洲人的生活富裕。事物有利有畀,欧洲人永不会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非洲贫困地区多少人民饿死街头,在那里一粒米,一滴水都是如此珍贵,甚至是用血汗换来的,每个非洲人民可谓对珍贵体会的淋漓尽致。
以上不理解“其他国家”“短缺”“粮食”都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不理解“自己的想法”。
中国人不理解什么叫做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受封建文化的渲染,古代有个“夫唱妇随”嘛,如今要延续到改革开放,八零后的炎黄子孙们,也要学学,别人人口既开,言则对!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听话?
思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思想乃国家之魂魄。
胡延楣先生说:没有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思想上的清贫。
的确,从广义上来讲:思想是人的内在愿望的体现;从狭义上来讲:思想决定了一个人怎样去认识问题和看待问题;从而可以得出一点:思想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败。人,没有钱的概率很大:投资失败、企业***、或者不幸遇上大病大灾不得不用尽家财。但,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一种崇高美丽的思想,他的人生不一定是失败的,反而这些小挫折小磨难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财富,确切点来说就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就是失败与思想共同“反应生成”的,或许下一次面对相同性质的事情,他会做得更加出色,这就意味着成功。
反而言之,如果他的思想是极度贫乏的,那么他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也许他没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必要的一道道坎,他的内心经不起磨砺、顶不住压力,不可避免就会失败。思想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行为的交替,而行为则慢慢养成习惯,由此而言:习惯源于人的思想。英国大思想家培根说: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换而言之:习惯可以改变命运。一个人具有良好的习惯,便意味着有良好的行为、良好的思想,而习惯所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品行端正、思想高尚的人的兴趣爱好应该是极为富饶的,这就暗示着他发财、成功之道很多、很广,所以这种人的命运就轻而易举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相反,一个人具有不良的习惯,那么他将很容易被甩出“社会”这个巨大的人际关系的圈子,没有他人的帮助、鼓励,企图独当一面的命运可想而知,无疑是困苦不堪的。其实,习惯对于人的性格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心理学对“性格”有着明确的定义:性格是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性格的差异,对人的未来发展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对人的一生的成败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性格成就了未来。现实是美好与残酷并存的,这不可否定。性格好的人,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即使面对的是残酷,也能安贫乐道,这种人的未来将是五彩缤纷的;与之相反,面对残酷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面对美好又不满足的人,如此秉性,未来永远充满哭泣,永远是低谷。
其实,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思想、习惯、性格时,另有一点不容忽视,正如古罗马讽刺家朱文诺尔所说: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躯体之中。思想决定成败、习惯改变命运、习惯成就未来,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基于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否则什么都是空谈。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升人们的沟通办事能力非常有益。人类的价值观教育不单单是抽象的概念,而且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的实用技巧。这些能力与技巧主要是通过的总结与积累得来的,对于丰富人们的生活,正确解决人生旅途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对这些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讲的内容也与实际联系的不够紧密,缺乏具体针对性,给人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感觉与认识,以至于很多青少年从思想上未对其认可,甚至从小摊小贩手中购买书籍寻找各种经验与技能。但是,市场上的书籍鱼龙混杂,质量与标准可以说是参次不齐,特别是一些书籍朝着“奉承”、“黑心”等负方向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引导,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与身心健康。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对青少年身心方面的正面引导教育功能,将会对他们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 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 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 ,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 ,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 ,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同志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提出"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小平同志在这里指的就是基础道德。这既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又是形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基础道德的形成对于抵御由市场化带来的道德负面影响,建立青少年一代的精神支柱具有积极意义。基础道德的内容都源自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很深的根基,是祖先留给我们永恒、无价的精神财富,是凝聚人心,形成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的.源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必然可使基础道德成为塑造青少年美好心灵的好方法。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本人试图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新特点、新问题,提出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对策,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思想工作的新路子。
(一教育目标理想化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将目标设定得过于高大、理想,渴望将学生培养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圣人”,从而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品德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高大全空,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学生的发展实际。无论是对天真的小学生,还是懵懂的中学生,抑或是日渐成熟的大学生,不分层次,不分水平,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必然会忽视做人基本道德的教育,造成教育对象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却背离基本的道德标准的现象。
(二教育过程知性化
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的知识”,都将道德列为一种知识,由此产生知性德育。知性德育过于偏重道德知识的授受,将培养“知识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知性德育很少涉及生活,仅就概念、原则进行教学,忽视了知识与生活的关系,造成了知识与生活的脱节,以致不能从教育对象的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学生构建科学、健康的生活。同时,知性德育也忽视了道德情感的培养,造成了知识与情感的分离,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无法在书面中准确地体现出来,道德情感的丰富也不能增加受教育者的道德分数,这就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缺失,成为有知无情的人。
(三教育方法说教化
所谓的“教”就是将知识或技能传给他人,此观念普遍存在于智育与德育中,然而以现代教育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明显混淆了德育与智育的根本,智育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对受教育者能力的培养,而德育最根本的使命是树人、育人、使人为人,使受教育者成人要比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复杂得多。“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强调将知识或技能口口相传于他人,即通过教育者的口头讲解、阐述,使知识为受教育者所理解、记忆,然后在受教育者的大脑中形成相应的`知识系统。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类道德知识并非全部具有传递性,有些知识甚至不可能通过口授的方式帮助受教育者掌握和获得,因此,单纯的“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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