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学导论》作为舞蹈理论学习的基础性知识它拓宽了我自己对舞蹈艺术认识的视野穿梭于立体、多维的舞蹈世界中收获颇多。
翻开此书题目为“一种引动社会震荡的文化现象”的绪论立即吸引了我。从“文化现象”入手揭示舞蹈的存在与发展隐含了舞蹈艺术同其他姐妹兄弟艺术一样共生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着社会文化现象;从“引动社会震荡”角度看此书把舞蹈艺术融入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中预示着即将为我们带来底蕴丰厚、包罗万象的舞蹈艺术盛宴。
《导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舞蹈艺术本体以及它在不同时空、系统下的定位和价值并于每章结尾都提出了较有价值的思考题供读者反思、梳理而不断探寻。
“不同视域的舞蹈”以古今中外学者对舞蹈本质的定义为引导解读了时间性与空间性对于舞蹈的重要意义。引言之后分别从人类生命的情调、情感的抒发、舞蹈的动态性以及社交礼仪几方面对舞蹈艺术进行剖析。从中可以看出舞蹈的时空性决定了舞蹈是一种“流动的雕塑”舞蹈姿态虽易辨别其形象属性而“动态”在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已被全世界舞者广泛认同。吴晓邦先生在《新舞蹈艺术概论》中提出:“凡借着人体有组织、有规律的运动来抒发情感的都可称之为舞蹈。”因此“动态”是舞蹈艺术的前提有了“动态”后才能提及舞蹈艺术的综合性。
“舞蹈本质的追索”提出舞蹈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它本质属性及本质属性的特征。本章首先否定了“美”为舞蹈的本质特征认为“美的指向含混不清不能作为二级种类的特征与其他艺术构成矛盾关系”。此后文章沿着舞蹈艺术发展历程借各时代艺术家的理论分析了芭蕾舞和现代舞的表现特征将其抽象为“再现”、“表现”及“形式”三个概念道出舞者们在求索舞蹈本质时由最初的模仿性、联想式舞蹈——表现性、抽象式舞蹈——纯粹的、形式化舞蹈的发展历程。
当“进入本体的切入口”时,吕教授指出“能否进入艺术深层的本质研究关键在于能否发现舞蹈自身的规律”。在此他提出了舞蹈科学家鲁道夫·冯·拉班为代表创建的“人体动律学”列出了“人体动律学”中的重要内容如:“运动四大因素:重力(轻与重)、时间(快与慢)、空间(直接与延伸)、流畅度(限制与自由)”等。通过了列举德国现代舞奠基人玛丽·魏格曼和中国现代舞先驱吴晓邦使我们认识到该理论对全世界舞蹈艺术的深远影响。
“舞蹈作为一个子系统”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将舞蹈定位于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使它与同等的因子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从舞蹈艺术的微观角度来看将舞蹈置于一个合适的空间地位并明了该系统的目的性、层次性以及它的动态规律。当理解“系统中的舞蹈”时文章提出舞蹈理论系统与社会系统应当是一致而实际中因为王朝跌宕、王室的重视与否等确使舞蹈系统在表面上与社会系统显得不太一致。
在“舞蹈中的系统”中书中列出了已经出现的不同视角的艺术分类: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展现特征、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艺术的美学原则。在对舞蹈艺术进行划分时吕教授告诉我们:“舞蹈的系统分类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首先时对现有舞蹈中雷的理论认可是实践的直接总括其次划分要取什么角度这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
“舞蹈邻界的模糊地带”介绍了舞蹈艺术与音乐、杂技、戏剧、美术等相关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音乐是否是舞蹈的灵魂”这个为舞蹈业内人士时常讨论的话题在此也纳入了作者关注的视野。书中认为“灵魂”一词最初出现时只是句比喻性词语而并非一个定理。真正的“灵魂”只有通过动作与生命互换的形式时灵魂便得以显现。这就是说舞蹈的真正灵魂时人体动作具有生命意识时也就是它在表现人的情感、思想与与生命情调时舞蹈的灵魂才附体。
在谈到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时,吕教授从两个层面进行了解释:
1、音乐作为一种时间的因素进入了舞蹈本体它已是舞蹈的一部分而非体外物。
2、即两种姐妹艺术的合作。在谈到舞蹈与杂技之间的界限问题时作者通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找到了舞蹈与杂技的模糊界限即“时、空、力”这个舞蹈的三大要素在杂技中同样存在。而“难、奇、谑”与“情感、美感”成为舞蹈与杂技的本质区别。
“舞蹈艺术门类与形态”从种类上将舞蹈划分为民间舞、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亚舞蹈与新品种。对于人们对“中国古典舞”这一名称含混不清作者认为产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中国古典舞自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与西方芭蕾舞训练体系的关系及与保留下来的中国戏曲、武术、杂技、民间舞等。
但中国古典舞继承古代的首先仍是典范性。典范性、模式化精神及带有极大传统美学继承性的严禁性。其次而“禅”的精神已深入到中国的哲学与艺术境界并促使中国各种传统艺术的互相借鉴如:舞蹈与书法、舞蹈与绘画等。最后“身韵”的产生是“中国古典舞”摆脱了戏曲的羁绊。
作者在本章结尾处谈及舞蹈的综合性时指出舞蹈艺术的边缘性综合是独立性艺术的需求。因为首先舞蹈艺术的本体容(动作思维)量并不为全部人所理解它具备以我为主体的综合必要性和综合可能性。其次随着人类审美逐渐走向高级阶段生活动多样性使人们的审美变得丰富多彩而舞蹈本体的抽象一位使它离人类生活越来越远。
“动作与语言”分析了舞蹈动作的内涵价值、动作的生成与构筑、舞蹈的力量性及情感性的问题。在动作的内涵价值中提到,从生活动作到舞蹈动作需要经过两个转换:
1、从生活动作到舞蹈动作的形式化转换。
2、再从舞蹈动作向舞蹈语言的转化。
在涉及舞蹈动作的力量性时,文章从拉班至魏格曼再到吴晓邦三人对舞蹈要素的概括进行了分析:
关于力量性问题在图中可以看到魏格曼将拉班的“重力”与“流畅度”归纳为“力量”;吴晓邦将认为“动作来源与人们高度激动的感情”,而种具有艺术形象感情是通过人体的“力度”、“幅度”和“速度”来表达的。
在“舞蹈的情感性”中,作者引用了散文家余秋雨在《上海舞蹈艺术》中的论说:“舞蹈由三种情感方式:1、情节性情感;2、情景性情感;3、哲理性情感。”
“舞蹈本体论”主要谈及了舞蹈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舞蹈的形式、舞蹈动作的阴阳辨证、舞蹈虚与实的问题。关于舞蹈本论:舞蹈艺术既然是人体运动,而“运动(又)是物质存在方式”(恩格斯),那个研究它的运动规律、运动方式也就是研究它存在的本体,它是研究对象终极共性与始基性特征。舞蹈本体论的研究问题是:
1、以舞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它自下而上的.高层次思考。
2、把舞蹈发生体当作研究对象,探求发生体运动中思维与动作的内在关系,把情感与肢体的同一性作为理论指点。
3、舞蹈本体论也关注舞蹈发生体与它外部世界的联系。
“传承与创造”主要脉络为:舞蹈教育——舞蹈教学与教材理论——舞蹈编创——舞蹈欣赏。在舞蹈教育的内容中,作者介绍了教师在舞蹈艺术传承中的重要角色。强调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不是仅有某种单一天赋所成造就的,他们更不是纯感性人才,而是感性与理性兼有的具有多方面素养的天。从中国历史孔子创办的教育“礼乐”在“六艺”中核心地位,到西方15世纪舞蹈教师对民间舞和规范、整理等,都说明了舞蹈教师古往今来的重要作用及其编、教、跳“三合一”的时代。
“历史的告诫”带我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追寻舞蹈发展的足迹。从中我们看到,舞蹈艺术的反扎历程说明,一方面舞蹈本体的中心越来越想着独立发展,并且日益强固;一方面,从本体向边缘的扩张也更活跃、更多样,规模也为之更大。它既固守自己独立的中心形式,也能宽容它在边缘地带发生的诸多联姻形式,尽管新的综合十分火热的抢占着审美公众的地盘。同时,通过若干实例,我们也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舞蹈史中推动历史巨轮转动的艺术家都具有相似的品质:敢于超越的精神;勇于创新的意志;身心并用的智能;科学求实的品格。
“特殊的载体”分为“表演的中心地位”、“技术与艺术”“舞在‘醉’中”以及“情感定位”几部分。表演的重心地位是由舞蹈艺术这一特性决定的,即它的“现在时”性和它载体的独特性。正是由于这个特性使舞蹈不同与现代影视艺术、戏剧艺术,使表演本身成为了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理论的核心。对于“技与艺”这一对矛盾体而言,相互的溶解在实际中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要成为审美对象,就要尽可能化解技术对象的痕迹,将技术溶解到艺术中。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一位舞者一声必须跨越两大关隘:普通人——获取审美对象的技能条件(职业证明);化技术与艺术中,获得通向艺术境界的条件(表演艺术家)。在舞蹈的情感中,它既不是纯感性阶段的“人情”,也不是纯理性阶段的思想、艺术等,它是介于常人感性与哲人理性的中间层次的情感——“艺术情感”。
《舞蹈学导论》为我们认识舞蹈艺术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在对舞蹈不同角度的诠释和解读中让我深感舞蹈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更使我对舞蹈艺术的认识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点和知识面,帮助自己后的学习中不断求索舞蹈艺术之真谛。
《舞蹈学导论》作为舞蹈理论学习的基础性知识它拓宽了我自己对舞蹈艺术认识的视野穿梭于立体、多维的舞蹈世界中收获颇多。
翻开此书题目为“一种引动社会震荡的文化现象”的绪论立即吸引了我。从“文化现象”入手揭示舞蹈的存在与发展隐含了舞蹈艺术同其他姐妹兄弟艺术一样共生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着社会文化现象;从“引动社会震荡”角度看此书把舞蹈艺术融入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中预示着即将为我们带来底蕴丰厚、包罗万象的舞蹈艺术盛宴。
《导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舞蹈艺术本体以及它在不同时空、系统下的定位和价值并于每章结尾都提出了较有价值的思考题供读者反思、梳理而不断探寻。
“不同视域的舞蹈”以古今中外学者对舞蹈本质的定义为引导解读了时间性与空间性对于舞蹈的重要意义。引言之后分别从人类生命的情调、情感的抒发、舞蹈的动态性以及社交礼仪几方面对舞蹈艺术进行剖析。从中可以看出舞蹈的时空性决定了舞蹈是一种“流动的雕塑”舞蹈姿态虽易辨别其形象属性而“动态”在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已被全世界舞者广泛认同。吴晓邦先生在《新舞蹈艺术概论》中提出:“凡借着人体有组织、有规律的运动来抒发情感的都可称之为舞蹈。”因此“动态”是舞蹈艺术的前提有了“动态”后才能提及舞蹈艺术的综合性。
“舞蹈本质的追索”提出舞蹈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它本质属性及本质属性的特征。本章首先否定了“美”为舞蹈的本质特征认为“美的指向含混不清不能作为二级种类的特征与其他艺术构成矛盾关系”。此后文章沿着舞蹈艺术发展历程借各时代艺术家的理论分析了芭蕾舞和现代舞的表现特征将其抽象为“再现”、“表现”及“形式”三个概念道出舞者们在求索舞蹈本质时由最初的模仿性、联想式舞蹈——表现性、抽象式舞蹈——纯粹的、形式化舞蹈的发展历程。
当“进入本体的切入口”时,吕教授指出“能否进入艺术深层的本质研究关键在于能否发现舞蹈自身的规律”。在此他提出了舞蹈科学家鲁道夫·冯·拉班为代表创建的“人体动律学”列出了“人体动律学”中的重要内容如:“运动四大因素:重力(轻与重)、时间(快与慢)、空间(直接与延伸)、流畅度(限制与自由)”等。通过了列举德国现代舞奠基人玛丽·魏格曼和中国现代舞先驱吴晓邦使我们认识到该理论对全世界舞蹈艺术的深远影响。
“舞蹈作为一个子系统”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将舞蹈定位于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使它与同等的因子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从舞蹈艺术的微观角度来看将舞蹈置于一个合适的空间地位并明了该系统的目的性、层次性以及它的动态规律。当理解“系统中的舞蹈”时文章提出舞蹈理论系统与社会系统应当是一致而实际中因为王朝跌宕、王室的重视与否等确使舞蹈系统在表面上与社会系统显得不太一致。
在“舞蹈中的系统”中书中列出了已经出现的不同视角的艺术分类: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展现特征、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艺术的美学原则。在对舞蹈艺术进行划分时吕教授告诉我们:“舞蹈的系统分类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首先时对现有舞蹈中雷的理论认可是实践的直接总括其次划分要取什么角度这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
“舞蹈邻界的模糊地带”介绍了舞蹈艺术与音乐、杂技、戏剧、美术等相关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音乐是否是舞蹈的灵魂”这个为舞蹈业内人士时常讨论的话题在此也纳入了作者关注的视野。书中认为“灵魂”一词最初出现时只是句比喻性词语而并非一个定理。真正的“灵魂”只有通过动作与生命互换的形式时灵魂便得以显现。这就是说舞蹈的真正灵魂时人体动作具有生命意识时也就是它在表现人的情感、思想与与生命情调时舞蹈的灵魂才附体。
在谈到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时,吕教授从两个层面进行了解释:
1、音乐作为一种时间的因素进入了舞蹈本体它已是舞蹈的一部分而非体外物。
2、即两种姐妹艺术的合作。在谈到舞蹈与杂技之间的界限问题时作者通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找到了舞蹈与杂技的模糊界限即“时、空、力”这个舞蹈的三大要素在杂技中同样存在。而“难、奇、谑”与“情感、美感”成为舞蹈与杂技的本质区别。
“舞蹈艺术门类与形态”从种类上将舞蹈划分为民间舞、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亚舞蹈与新品种。对于人们对“中国古典舞”这一名称含混不清作者认为产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中国古典舞自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与西方芭蕾舞训练体系的关系及与保留下来的中国戏曲、武术、杂技、民间舞等。
但中国古典舞继承古代的首先仍是典范性。典范性、模式化精神及带有极大传统美学继承性的严禁性。其次而“禅”的精神已深入到中国的哲学与艺术境界并促使中国各种传统艺术的互相借鉴如:舞蹈与书法、舞蹈与绘画等。最后“身韵”的产生是“中国古典舞”摆脱了戏曲的羁绊。
作者在本章结尾处谈及舞蹈的综合性时指出舞蹈艺术的边缘性综合是独立性艺术的需求。因为首先舞蹈艺术的本体容(动作思维)量并不为全部人所理解它具备以我为主体的综合必要性和综合可能性。其次随着人类审美逐渐走向高级阶段生活动多样性使人们的审美变得丰富多彩而舞蹈本体的抽象一位使它离人类生活越来越远。
“动作与语言”分析了舞蹈动作的内涵价值、动作的生成与构筑、舞蹈的力量性及情感性的问题。在动作的内涵价值中提到,从生活动作到舞蹈动作需要经过两个转换:
1、从生活动作到舞蹈动作的形式化转换。
2、再从舞蹈动作向舞蹈语言的转化。
在涉及舞蹈动作的力量性时,文章从拉班至魏格曼再到吴晓邦三人对舞蹈要素的概括进行了分析:
关于力量性问题在图中可以看到魏格曼将拉班的“重力”与“流畅度”归纳为“力量”;吴晓邦将认为“动作来源与人们高度激动的感情”,而种具有艺术形象感情是通过人体的“力度”、“幅度”和“速度”来表达的。
在“舞蹈的情感性”中,作者引用了散文家余秋雨在《上海舞蹈艺术》中的论说:“舞蹈由三种情感方式:1、情节性情感;2、情景性情感;3、哲理性情感。”
“舞蹈本体论”主要谈及了舞蹈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舞蹈的形式、舞蹈动作的阴阳辨证、舞蹈虚与实的问题。关于舞蹈本论:舞蹈艺术既然是人体运动,而“运动(又)是物质存在方式”(恩格斯),那个研究它的运动规律、运动方式也就是研究它存在的本体,它是研究对象终极共性与始基性特征。舞蹈本体论的研究问题是:
1、以舞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它自下而上的高层次思考。
2、把舞蹈发生体当作研究对象,探求发生体运动中思维与动作的内在关系,把情感与肢体的同一性作为理论指点。
3、舞蹈本体论也关注舞蹈发生体与它外部世界的联系。
“传承与创造”主要脉络为:舞蹈教育——舞蹈教学与教材理论——舞蹈编创——舞蹈欣赏。在舞蹈教育的内容中,作者介绍了教师在舞蹈艺术传承中的重要角色。强调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不是仅有某种单一天赋所成造就的,他们更不是纯感性人才,而是感性与理性兼有的具有多方面素养的天。从中国历史孔子创办的教育“礼乐”在“六艺”中核心地位,到西方15世纪舞蹈教师对民间舞和规范、整理等,都说明了舞蹈教师古往今来的重要作用及其编、教、跳“三合一”的时代。
“历史的告诫”带我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追寻舞蹈发展的足迹。从中我们看到,舞蹈艺术的反扎历程说明,一方面舞蹈本体的中心越来越想着独立发展,并且日益强固;一方面,从本体向边缘的扩张也更活跃、更多样,规模也为之更大。它既固守自己独立的中心形式,也能宽容它在边缘地带发生的诸多联姻形式,尽管新的综合十分火热的抢占着审美公众的地盘。同时,通过若干实例,我们也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舞蹈史中推动历史巨轮转动的艺术家都具有相似的品质:敢于超越的精神;勇于创新的意志;身心并用的智能;科学求实的品格。
“特殊的载体”分为“表演的中心地位”、“技术与艺术”“舞在‘醉’中”以及“情感定位”几部分。表演的重心地位是由舞蹈艺术这一特性决定的,即它的“现在时”性和它载体的独特性。正是由于这个特性使舞蹈不同与现代影视艺术、戏剧艺术,使表演本身成为了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理论的核心。对于“技与艺”这一对矛盾体而言,相互的溶解在实际中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要成为审美对象,就要尽可能化解技术对象的痕迹,将技术溶解到艺术中。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一位舞者一声必须跨越两大关隘:普通人——获取审美对象的技能条件(职业证明);化技术与艺术中,获得通向艺术境界的条件(表演艺术家)。在舞蹈的情感中,它既不是纯感性阶段的“人情”,也不是纯理性阶段的思想、艺术等,它是介于常人感性与哲人理性的中间层次的情感——“艺术情感”。
《舞蹈学导论》为我们认识舞蹈艺术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在对舞蹈不同角度的诠释和解读中让我深感舞蹈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更使我对舞蹈艺术的认识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点和知识面,帮助自己后的学习中不断求索舞蹈艺术之真谛。
《导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舞蹈艺术本体以及它在不同时空、系统下的定位和价值并于每章结尾都提出了较有价值的思考题供读者反思、梳理而不断探寻。
“不同视域的舞蹈”以古今中外学者对舞蹈本质的定义为引导解读了时间性与空间性对于舞蹈的重要意义。引言之后分别从人类生命的情调、情感的抒发、舞蹈的动态性以及社交礼仪几方面对舞蹈艺术进行剖析。从中可以看出舞蹈的时空性决定了舞蹈是一种“流动的雕塑”舞蹈姿态虽易辨别其形象属性而“动态”在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已被全世界舞者广泛认同。吴晓邦先生在《新舞蹈艺术概论》中提出:“凡借着人体有组织、有规律的运动来抒发情感的都可称之为舞蹈。”因此“动态”是舞蹈艺术的前提有了“动态”后才能提及舞蹈艺术的综合性。
“舞蹈本质的追索”提出舞蹈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它本质属性及本质属性的特征。本章首先否定了“美”为舞蹈的本质特征认为“美的指向含混不清不能作为二级种类的特征与其他艺术构成矛盾关系”。此后文章沿着舞蹈艺术发展历程借各时代艺术家的理论分析了芭蕾舞和现代舞的表现特征将其抽象为“再现”、“表现”及“形式”三个概念道出舞者们在求索舞蹈本质时由最初的模仿性、联想式舞蹈——表现性、抽象式舞蹈——纯粹的、形式化舞蹈的发展历程。当“进入本体的切入口”时吕教授指出“能否进入艺术深层的本质研究关键在于能否发现舞蹈自身的规律”。在此他提出了舞蹈科学家鲁道夫·冯·拉班为代表创建的“人体动律学”列出了“人体动律学”中的重要内容如:“运动四大因素:重力(轻与重、时间(快与慢、空间(直接与延伸、流畅度(限制与自由”等。通过了列举德国现代舞奠基人玛丽·魏格曼和中国现代舞先驱吴晓邦使我们认识到该理论对全世界舞蹈艺术的深远影响。
“舞蹈作为一个子系统”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将舞蹈定位于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使它与同等的因子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从舞蹈艺术的微观角度来看将舞蹈置于一个合适的空间地位并明了该系统的目的性、层次性以及它的动态规律。当理解“系统中的舞蹈”时文章提出舞蹈理论系统与社会系统应当是一致而实际中因为王朝跌宕、王室的重视与否等确使舞蹈系统在表面上与社会系统显得不太一致。在“舞蹈中的系统”中书中列出了已经出现的不同视角的艺术分类: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展现特征、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艺术的美学原则。在对舞蹈艺术进行划分时吕教授告诉我们:“舞蹈的系统分类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首先时对现有舞蹈中雷的理论认可是实践的直接总括其次划分要取什么角度这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
“舞蹈邻界的模糊地带”介绍了舞蹈艺术与音乐、杂技、戏剧、美术等相关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音乐是否是舞蹈的灵魂”这个为舞蹈业内人士时常讨论的话题在此也纳入了作者关注的视野。书中认为“灵魂”一词最初出现时只是句比喻性词语而并非一个定理。真正的“灵魂”只有通过动作与生命互换的形式时灵魂便得以显现。这就是说舞蹈的真正灵魂时人体动作具有生命意识时也就是它在表现人的情感、思想与与生命情调时舞蹈的灵魂才附体。在谈到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时吕教授从两个层面进行了解释:
1、音乐作为一种时间的因素进入了舞蹈本体它已是舞蹈的一部分而非体外物;
2、即两种姐妹艺术的合作。在谈到舞蹈与杂技之间的界限问题时作者通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找到了舞蹈与杂技的模糊界限即“时、空、力”这个舞蹈的三大要素在杂技中同样存在。而“难、奇、谑”与“情感、美感”成为舞蹈与杂技的本质区别。
“舞蹈艺术门类与形态”从种类上将舞蹈划分为民间舞、芭蕾舞、古典舞、现代舞、亚舞蹈与新品种。对于人们对“中国古典舞”这一名称含混不清作者认为产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中国古典舞自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与西方芭蕾舞训练体系的关系及与保留下来的中国戏曲、武术、杂技、民间舞等。但中国古典舞继承古代的首先仍是典范性。典范性、模式化精神及带有极大传统美学继承性的严禁性。其次而“禅”的精神已深入到中国的哲学与艺术境界并促使中国各种传统艺术的互相借鉴如:舞蹈与书法、舞蹈与绘画等。最后“身韵”的产生是“中国古典舞”摆脱了戏曲的羁绊。作者在本章结尾处谈及舞蹈的综合性时指出舞蹈艺术的边缘性综合是独立性艺术的需求。因为首先舞蹈艺术的本体容(动作思维量并不为全部人所理解它具备以我为主体的综合必要性和综合可能性。其次随着人类审美逐渐走向高级阶段生活动多样性使人们的审美变得丰富多彩而舞蹈本体的抽象一位使它离人类生活越来越远。
和开头一样,结尾也是构成文章的主要部分。好的结尾应该言简意深,余味无穷,画龙点睛,水到渠成,有深化主题、突出中心、增强文章感染力、加深读者印象的作用。可以总结全文,可以抒发感情,可以言尽而意无尽,还可以照应开头。常见的结尾方法有
1、首尾呼应法。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要互相照应,特别是在结尾要回应开头,使文章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至于因为开头和结尾相距甚远,而使文章相互脱节,给人以残缺感。如一考生的作文《朋友》的结尾是:漫漫人生路,朋友会有好多,而像父亲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我将永远记住他——我的朋友——父亲。
2、留有空白法。作文要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让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去加以补充,从而产生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一考生的作文《说句心里话》的结尾:路灯发着暗淡的光,我毫无目的地走在平直的马路上。说句心里话,我也曾怀疑过他们是否爱我,难道衡量的角度除了分数就没有别的了吗?我默默地走着,渐渐路上的人少了,可能是都回家了,可是今天我什么时候回家呢?我不知道……
3、余音袅袅法。这种结尾既深刻又发人深省,能够让读者在读完你的文章之后掩卷深思。如《父亲》一文的结尾:“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天相隔,骨肉永离。爸爸,您在哪里?您在哪里?我无语问苍天,无语问苍天啊!
4、总结概括法。在结尾时对全文作简单的总结,揭示事件的意义,点明题旨,深化中心。如一考生的《给我教益的一件事》一文的结尾: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在别人处于困境时,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友谊、帮助和理解,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5、抒情言志法。结尾用抒情的语句,阐发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直抒胸臆,情感浓烈,感人肺腑,表达作者的愿望和志向,并紧扣题旨,往往能打动读者,引起共鸣。如《爸爸妈妈,你们可知道》一文的结尾:爸爸妈妈,女儿也有自尊,你们别让女儿抬不起头来。爸爸,请不要浑身酒气地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妈妈请不要让那些盘碟再成为你们大战的牺牲品。你们的女儿渴望有一个祥和的家,渴望一片宁静的天地。爸爸妈妈,别再吵了,让我们重建一个美好的新天地吧!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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