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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