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读了《成功的秘诀》这篇短文,给我了很大的启示。
这篇文章讲了一位青年人曾经请教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爱因斯坦写给青年人一个公式:W=X+Y+Z,W代表成功,X表示艰苦的`努力,Y代表正确的方法,Z表示少说空话,其中X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
爱因斯坦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如果你希望成功,必须艰苦努力,使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可有的同学认为:“我也不用努力,反正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第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嘛!”这句俗话是千真万确的,可是这些同学的做法却不对,你不总结失败的原因,你不再努力,怎见得成功?
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只要你在失败之后总结,刻苦努力,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做,你就会成功。到时候,你也许会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天才。
比赛前班级热闹非凡,同学似乎都要把房盖掀开了,大家从同学关系变成敌人。
在第一轮中,我方“飞虎”队派出的队员是:金同学和朱同学。而敌方派出的队员是:孙同学和杨同学。老师喊:“预备……”,话音还没落,求胜心强的“冲锋”队就连滚带爬地冲出去,跑到中途,他们的队友大喊:“喂,还没开始呢,快回来。”孙同学和杨同学才恍然大悟,手忙脚乱地回到起点。我们看到这一幕已乐开了花。老师再喊一次开始,双方实力相当,脚步迈得都很大,接近终点时,我们队的朱同学被金同学的快节奏拽倒了,双膝跪下。金同学回头一看,脚踩到了朱同学,也趴下了。我们第一局以失败告终。
第二轮在双方的`欢呼声中展开了,这次的比赛方式换了,谁先系完红领巾,谁就能先起跑。“冲锋”队的队员迅速将红领巾在腿上绕了一圈打了一个结,就跑了,而我和黄同学费力九牛二虎之力也没系上,我气得直跺脚,涨着脸喊到:“你快点系啊!不要逼我,信不信我分分钟切腹给你看!”同学们笑翻了天,我们队的队友瞪眼干着急,最后我们悲惨地输了。
第三轮时,敌方派出实力战将,我方派出黄金搭档,不只是老天的旨意还是神的庇护,这局我们打了个平手。终于扳回一局,心情舒畅了!
我知道,比赛取胜的重点在:步调一致。
那天上午,听哥哥说附近有个华林钓鱼场挺好玩的,我长这么大还没钓过鱼呢,于是,就缠着哥哥带我去。
刚一开始,我连鱼杆都不会拿,结果手忙脚乱的把鱼杆掉进了塘里,可是哥哥没有怪我,而是耐心的教我怎样握杆、甩杆。不一会儿,冰雪聪明的我就学会了,哥哥连连夸我说:“小妹学得蛮快的嘛,不错!不错!”我有点洋洋得意!
哥哥钓鱼很厉害,才十来分钟的功夫,就有几条鱼收入囊中,而我却一无所获。我对哥哥很是崇拜:“哥哥,好棒哦!”哥哥微笑着对我说:“这只是小菜一碟,还有更绝的`在后面呢!”我心里暗想:切,夸你两句就轻飘飘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哥哥的鱼桶里已经有许多鱼在里面跳舞了,可是,我的桶里还空无一鱼。看着气定神闲的哥哥,我心里就琢磨起来:难道哥哥知道什么秘诀,没有告诉我?
于是,我开口问哥哥说:“老哥,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自己人,你就透露一点给我吧!求你了好哥哥!”
哥哥一本正经的对我说:“其实,钓鱼没有什么诀窍,只要你把心平静下来,不要烦躁,用心去钓,自然就会有许多鱼上钩了!”好的,深呼吸,心平气和!果真,一会儿功夫就有鱼上钩了。
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确如此,看来我比小猫聪明多了!
……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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