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的制作过程作文【一】
这个星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了两个灯笼，一个灯笼是大大的兔子灯，一个灯笼是普通的灯笼。
我来说说我和爸爸做的兔子灯吧！那一天，爸爸拿来了许多铁丝’我问：“这些铁丝是干什么用的？”“你不是说要做一个灯笼吗？”我拿来铁丝做兔子灯笼的架子，“我能帮忙吗？”爸爸摇摇头说："不行，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在旁边看着，以后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兔子灯笼。”我只能坐在旁边观看，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上前去给爸爸递工具和铁丝，兔子灯笼的架子做好了。接下来，爸爸让我拿来一些纸把兔子灯笼封死，这下我可以帮忙了，爸爸把纸剪下来，我把纸的边缘弄上胶，这样下来这兔子灯笼基本完成了。可还是有点不好，原来它的眼睛和鼻子没有，咱们拿来水粉颜料，把兔子灯笼的眼睛和鼻子画上，这样一个真正的兔子灯笼做完了。
哎呀，做一个兔子灯笼真难呀！
灯笼的制作过程作文【二】
一直以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和它的名字一样喜庆，没曾想却是部压抑的悲剧，这片名也是电影露骨的尖锐。
仪式与特权
片子整齐排列的，是显露而凌厉的传统中国元素，是府上所有人口中毫不松动的“规矩”，尤其是点灯的仪式。老爷要去哪院，就当着众太太的面将灯笼摆到那院当前，然后捶脚，点灯，那院的太太还能点菜，连下人都会因此惧怕你三分。所有这些仪式，象征并且强化着游戏规则里的特权，经过这些仪式的操演，人性在争夺特权中畸化。
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捶脚。当颂莲听着那院，闭着眼睛想象捶在自己的脚上，脸上甚至露出享受的表情，直白说来就是“意淫”。当时朋友倒吸一口冷气，说“就像得了毒瘾”。这是个很精准的比喻。仪式，尤其是仪式带来的特权，使得初来乍到而傲气十足的“洋学生”逐渐沉湎其中，短暂的虚荣性的满足让她上瘾，而卓云的***更是在仪式的催化下不断地膨胀，仪式成了她人生的需求。甚至于雁儿，在府中最没有地位的丫环，也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里点灯，并且为灯笼被烧而执拗致死。仪式的象征意义已经包裹了她心中的生命意义，因此她宁愿掏空了生命，饥渴但绝望地维护着这些仪式，几近于一种狂热。
符号——“老爷”
虽然影片表现的大部分就是女人在四合院中撕破脸皮的地位争夺，且不论影片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跟其他四十集连续剧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那张看不清的老爷的脸。这样的处理手法使得“老爷”的符号象征意义得到极度的强化——所有女人的争斗都被紧紧地包裹在这张脸中。太太争斗，而真正制定游戏规则的则是背后不露面的老爷。
“老爷”很“和善”，争风吃醋的事他总不计较。三太太大半夜闹着差人来叫老爷，大清早唱戏，二太太包着耳朵哭诉说颂莲差点剪断她的耳朵要了她的命，而老爷都只是笑笑，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处理”。“老爷”也很凶残，不喜欢女人给他摆脸色，随意地烧掉颂莲的笛子，封灯甚至运用“家规”吊死不忠的女人。
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巩固了规则制定者泾渭分明的“底线”，你们怎么厮***是你们的事，但任何越界的反抗绝不允许。像《楚门的世界》演播室的老大，有着庞大而绝对的权威，服从和敬畏才能换来温情脉脉。
看不清的脸象征着物化的人格，加上那些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的吹灯灭灯、四合院、死人屋等各种传统元素，组合成一个禁锢而压抑的空间。有了刚性的无法逃脱的空间，时间则显得越发漫长而耗费人性，“像一只猫、狗，一只鸟，甚至像一个鬼，但是就是不像人”。
题外话
悲剧总是撼动人心。
窦文涛说过，“快乐其实只是痛苦的减缓”。
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提过“痛苦”总是被西方文明拒绝视为“自然的产物”，然而它实际上只是生命的常态。
因而，或许悲剧更为靠近人生，靠近常态。现在才开始珍视老牛说的那句话：每个星期至少有那么一本书，一部电影，一篇文章，甚至于一句话，让你泪流满面。
灯笼的制作过程作文【三】
正月十五是闹花灯的日子，文化广场里正在闹花灯。
进去一看，哇！里面的灯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简直是个灯的海洋！看了这么多美丽的灯，我也想亲手做一个。回家后，我找出一个有提绳的透明的长方体塑料酒盒、一张硬纸板、一瓶乳胶、一张广告纸、一根铁丝和半只蜡烛。我先在酒盒底部的中间用锥子钻一个小眼，把铁丝伸进去，里外都打一个小结，把它固定住，把蜡烛插在铁丝上。再把硬纸板切成略大于酒盒底部的形状，涂上乳胶，粘在酒盒底部作底座。又把红黄两种颜色的广告纸分别剪成两条龙的形状，把它粘在灯笼的四面。为了让灯笼更好看，还要在底座上涂上喜庆的红色。
最后，把蜡烛点着，盖上盖子，灯笼就做好了。爸爸看见后夸我做得好，我又给它取了名：龙灯。
灯笼的制作过程作文【四】
虽不似昴日鸡，爱花冠而终日理。人们喜欢美丽的头饰，喜欢帽子，倒也算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牙牙学语的娃娃若哭闹，买顶绒线帽子哭声就止住了；正值青春的姑娘受了挫，买顶漂亮帽子信心就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闷，买顶毛呢帽子心底就暖和了…
连高大的树冠算着，一切冠帽之中，我爱华丽的鸡冠，玉洁的冰封，同一顶盖在头上用处迥异的小帽。提起帽子，就会想起被团成一团的红色毛线，自己兴高采烈拆帽子的乐趣；就会想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曾被包裹的'脑袋；想起母亲微撇的双眉，同嘴角藏不住的一抹浅笑；小路上想起火又辣的太阳；医院拐角处想起过去担忧的自卑；在家中想起各式各样的小帽，冬天的毛线帽，夏天的鸭舌帽，草帽。真的，帽子的缘结的太多了，记忆里网着的就都是。
记得曾经的雪日，最期待的并非打雪仗，堆雪人，却是这一日能在上下学路上正大光明地扣一顶粉丝绒小帽又不被家长责罚。还未出家门，总能听到母亲的叮咛：“路上冷，戴了帽子去吧。”而后便见母亲笑盈盈携了帽子走出，戴在我毛茸茸的头上，再替我细细整理，抹去了挡住视线的碎发，才放我出家门。走在路上不管身子有多冷，脑袋上却总裹着一片暖意，似是顶了一个小太阳。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一直思慕着的。
犹忆去年秋天，我动了个手术。手术虽小，但要求剪去部分长发。我曾试着抗议，最终也因医生坚持妥协了。可惜剪了头发后终是难过，就一人在床前不语，目光略滞。母亲瞧见了，不知从何处变出一顶鸭舌帽戴在我头上，灵巧的手翻飞着，三两下把我的短发压入帽中，又找来镜子推给我看——镜中人发型利落，恰似少年。那一瞬只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此，在我十几度春秋中便已通过母亲收到数顶帽子，却未曾送出半个，怪哉！
几日前，无意间瞥见母亲在梳头，我悄悄窜去她身边，正看到她草草挽起了凌乱的发丝——其中竟夹杂着十几根白发！我愕然。许久之后，我又蹑手蹑脚跑去取了一顶贝雷帽回到母亲身后，轻轻为她戴好，一如儿时她对我一搬温柔。蓦地，母亲瞧见了我。你看，她正勾出浅浅笑容，我愿就是那其中的一份笑颜。
唉，壮，如今帽子越来越多，虽然颜色不一，款式各异，但深情几许，尽在送帽人的心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