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作文大纲【一】
《城南旧事》这本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我又一次翻开它时，心中竟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如秋风吹过的湖面，不再平静。
沉浸在城南的旧事中，林海音仿佛就站在面前，轻轻诉说着童年的点点滴滴。书中主角林英子是个天真的小女孩，从童年的骆驼队到爸爸的花儿落了，她经历了许多的事，在不断地成长着，变化着。英子最令我钦佩的就是，英子一直以自己年幼稚嫩的眼光看生活，对那些复杂的人和事，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在她那清澈的双眸中，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无论是惠安馆内被称作疯子的姑娘秀贞，还是自己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大哥哥，还是寄宿在英子家的兰姨娘，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英子眼里，都是良善的。没有罪恶，没有戒备，也没有伤感，在她那纯真的眼中只有那无暇的蓝天、白云，只有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盼望，或许这就是童年吧。
读着英子的童年故事，我不禁想到了自己。我13岁，贰个月前刚小学毕业，童年也渐渐逝去了。那种孩童特有的天真、稚气，在我们这批同龄人脸上早已荡然无存。童年是什么？童年就是每天缠着爸爸妈妈撒娇？就是满脑子的“为什么”，随时倾吐、随时疑惑？就是晚上拉着奶奶的手，让她讲一个又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还没来得及明白这些，童年就真的如罗大佑的歌中所唱的，迷迷糊糊地过去了……时间似流水无痕，童年，清风吹荡，来无影，去无踪，说去就去。我的心慢慢地沉了下来，变得稳重而又低调。我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有一丝轻浮又有一丝无知。现在的我多么期盼自己也能像柯南一样，来一颗APTX4869重新回到童年时光。唉，我逝去的童年啊……
但是，当我又重新翻开《城南旧事》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了。我开始问自己：我的童年真的逝去了吗？它不再回来了？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具体是哪本书上写的，是谁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现在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童年，是人生中一段短暂但又是极其美好的时光，童年应该是不受身高、年龄的限制。唯一有局限的，就是心灵。虽说有局限，但并不是意味着和小孩子一样幼稚、懵懂，而是拥有一颗像孩童一般纯真的心，不带一点伪装与憎恶，总是微笑着去面对生活，跌倒了马上爬起，无论困难多大也不想退缩，时刻保持着那份爱，爱生活，爱身边的人，爱自然界的一切。在爱中增长、成熟……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吗？童年，是永不消逝的\'，只要你的心田为它腾出一方净土，它就会不离不弃，永驻你心……
也许，我们谁也不必担忧自己会走出童年……
语文作文大纲【二】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语文作文大纲【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意味深长的书——《城南旧事》，它是由五个小故事组成的中篇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林英子，大家都叫她英子，这本书以成长中英子天真无邪的目光看待一个充满幸福和悲伤的社会。
英子的一个邻居秀贞，大家都叫她疯子，为什么叫她疯子呢？因为作者爸爸的一个大学学生和秀贞住在一起，两人渐渐有了感情，后来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叫小桂子，生下来之后家人就把小桂子扔在了墙根，秀贞以为孩子不是被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拾走了，打这儿就疯了。别人都不理秀贞，可是只有英子和她交了朋友。后来，英子又认识了一个叫妞儿的小女孩，妞儿就是小桂子。秀贞知道了妞儿就是自己的女儿，就领着妞儿奔向火车站去寻找她的爸爸，最后母女俩惨死在火车的铁道上。英子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英子觉得他很善良，可是不久警察就把这个年轻人抓走了，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当我读到”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一样！“这就预示着爸爸再也不能看女儿上台做代表，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到后来，爸爸的病情加重直至去世，英子坚强的接受了现实，她要负起帮助家人的责任，长大就意味着负责任，就意味着不再任性，不再让人担忧。
读完《城南旧事》有时让我悲伤的流泪，有时又笑的合不拢嘴。我时而替英子高兴；时而又替英子伤心。我为英子的做法感到骄傲，我十分佩服英子，在别人眼里低贱、可恶、讨厌的人，在她眼里却闪烁着常人所没有的思想道德品质。
《城南旧事》以朴实的写实风格，超越了悲切的童年回忆，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语文作文大纲【四】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语文作文大纲【五】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了忘，是现在的状态，多亏还有每天的去打卡可以回顾一下，要不然，一轮过后还真就记住了一个书名。加油！加油！
语文作文大纲【六】
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题记
炎炎夏日，独自呆在家中，窗外知了声和着喧闹的人群声，使渐渐成长的我心烦气躁。懊恼童年远去的自己已不能顽皮，大人们已经用成人的规范来要求我了。唉，丢失了童年的我有什么值得庆幸的？
于是随手拿起床头的书翻过多遍的《城南旧事》，它竟像炎炎夏日中的凉茶，消去了热意，深深吸引了我。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这些人都随着我长大没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也一块儿失去了吗？”文末的“我”也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也正是因为爸爸的死，让“我”童年美梦顿破。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的童年随着我的成长“丢失”了，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的童年，总是快快乐乐过每一天，不必担心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成天被爸妈捧在手里做“小公主”“小王子”，一切都只要顺着父母为我们铺好的路走下去。
其实我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缺乏独立，不敢一个人在家写作业、玩耍……全部都要有人陪伴，文中英子的独立勇敢让我立刻感到羞愧，但是怕黑，不敢一个人做任何事似乎已成了不可磨灭的困难，独立？独立！
曾独自走在黑乎乎的大街上，四周是那么安静，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将脖子缩进衣领里，就像一只蜗牛躲进自己的壳里才觉得安全一样。四面的路灯下树枝不断左右摇晃，就像是魔鬼的乱发飘呼着，隐约听见了轻且慢的脚步声，好像是害怕敲打在夜的寂静中。
我要战胜的只是一段黑夜中独自前行的路！在路上将童年的依赖丢却，赢得父母的信任和独立的尊严——这是好事。这样的事还会有很多。
我们在童年的梦幻中慢慢长大了，学会自己度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靠自己的力量，以受人怜悯为耻，不受他人恩惠。褪去幼稚，得到锻炼的机会。“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过去了”——这是好事
请别再叫我小朋友，因为摇拽的小花终会有盛开的一天。《城南旧事》给我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得”与“失”的人生启迪。请别懊恼自己的成长，人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朝着正确的前方一步一步勇敢地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