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打开这本书的一刹那,看到几百页的英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虽然自己读了研究生,但是越来越发现,并没有迈进研究的大门,甚至是差的还很远。我想以我的能力,这本书可能这学期是难以读完了,我不想欺骗自己,随随便便抄袭一篇关于“教育设计研究”的文章来应付此次任务,所以决定读一些我能看懂的关于“教育设计研究”的文章来谈谈自己的感受。我读了《教育设计研究: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这篇文章。
教育设计研究早期受传统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倾向于考虑单一变量对教学成效的影响,但产生的问题是:建立的理论无法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在此,我又新学到一种科学研究范式的分类框架,也就是巴斯德象限,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方法,借助了数学知识来讨论,我们的研究范式有四种,纯基础研究、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纯应用研究,反而第四象限是空白的,为教育研究的实效性提供了指引。那么,为了兼顾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设计实验法”这种新的教育研究方法,它是把设计中心和对重要设计要素的评价结合在一起,而最终“教育设计研究”从中演化而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新理论产生的轨迹其实每一步都是对一个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它可能曲折,但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善于思考和有勇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动手脚”的人,使他们一步步地探索,不断填补更多的漏洞,才让更多的理论更具有应用价值。
在读文章的过程中,我总结出的教育设计研究其实就是理论与实践中建立的一种连接。它必须用到实际的教学和学习环境中才凸显自己的特殊价值。那么研究的过程也就应用而生了,首先要了解教学现场的需求和问题,初步的提出一些可行的创新设想;接着要产生设计的原型;有了原型就要进行实施,进入实施阶段让原型在复杂的研究场景中去测试;还要有再设计的过程,对实施过程中不合理的或者可完善的地方进行修订、迭代、精细化设计;最终就可以进行推广了,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成果检验。综合来看,教育设计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整合设计与研究的系统化过膝恒,更强调情景化和普遍性,在不断的实践中来探索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要有教学理论和产品的产出。
其实这种方法,更注重实用性,会越来越发现它是一种很有魅力的研究方法,从问题的产生,到解决问题的设想,到理论框架的形成,到基于理论形成的产品化方案,整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构建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希望自己以后能有机会利用它解决实际的问题。
回到前边老师推荐的英文书,祝愿自己的英文水平早日脱离出厂设置,能好好研究一下这本书!
当读到《救助行为与文化传递》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想到后世对于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祸在一时,功在百世。”
此种评论我不敢苟同。现世的人是人,后世的人也是人,为什么要为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一个可能的恶果就让当时的人承担一生的痛苦。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千家万户的椎心之痛岂是几个读书人用几句话就能抹***的?“祸在一时,功在百世”,说话的人讲得真容易,如果是他的儿子被征去筑长城,最后连尸骨都被埋在长城中,他能这样说吗?如果是他的女儿痛失夫婿,他能这样说吗?如果是他从小就失去父亲,连祭奠的坟墓也没有,他能这样说吗?
说这些话的人,只因为他们站在高处,舒适惬意地遥看着他人的痛苦,所以自以为目光远大。其实,草木只一秋,人生只一世,谁都没有权力判定他人的牺牲。
或许有人会有此一问:“如此说来,我们根本就不必爱护环境,珍惜资源,所有的恶果让后世之人承担便罢。不是吗?”我决无此意。
《哈利·波特》中,当哈利·波特不得不与黑魔头——伏地魔决一死战时,邓不利多教授告诉他:“被迫面对战争与昂首挺胸地走进角斗场是不一样的。”是的,我们愿意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力求实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我们一定不愿意被拖进角斗场与野兽撕***,以此来实践生命的价值。
一个人本身的想法,别人很难评定对与错。同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别人亦很难妄下定论。张华救老农值不值,我想,张华的行为本身已作出回答。
至于文中提到人类的行为与其所传承的文化一事,我对此知之甚少,不敢妄言。但我想古今中外无不在传承着这样一种文化: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这几年听过很多教育名家的授课以及讲座,感觉名家就是名家,他们一张嘴就能听出他们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不禁想他们付出了多少,他们是如何成功的?前辈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定要多读书!我也曾下定决心要多读书,最起码每天都要坚持有读书的时间。
可一看到面前一大堆繁重的、作用不大的教学资料和作业,就把读书抛到后面去了。正巧这次申请、立项的个人课题需要写读书笔记,教科室又给了一本叫《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的书。这次我可是细细的通读了一遍,觉得书中讲的知识对我这个搞课题研究的新手来说真是受益匪浅,收获良多。有了书中前辈们的专业知识的指导,再结合自己平时的教学和与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有了自己的感觉和体会。
我们搞课题研究的对象是独立思想、情感、意志的人。特别是我的《关于培养一年级学生数学审题能力的研究》的课题,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孩子们都还很小,可大多又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从这些孩子们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不能了解学生的心理,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又怎么能很好的解决存在于他们中间的问题呢?何况,人的心理还具有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心理是完全相同的,从某一个人身上获得的结论可能完全不适用于表面情况相似的`另一人;
二是没有任何人的心理可以在任意两个时刻保持不变。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受所处环境中难以预料的变化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影响而随时发生变化。这种差异性决定了我们学习心理和教育科学理论的必要性。
进行心理和教育科学研究,最要紧的是做好选题工作。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研究的起点,而且还因为它是决定整个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无数事实表明,要想取得科研工作的成功,除了人员素质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外,选题正确与否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课题选得好,方向适当,就可以事半功倍,迅速取得成果,或捷足先登,后来居上。反之,则可能久攻不克、事倍功半,或半途而废,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我的这个课题就是根据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选取的,我觉得很有研究价值。
书本中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他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知识更全面。从而能够更深刻的思考问题,事物都是广泛联系的,现代的许多实践都证明了各种信息的相关性,如果只知道一个领域的信息,必然会有碍于自身的发展,掌握更多方面的知识,才能使未来的不确定风险降至最低。就像做股票的人都应了解当今的政治经济形势,以便能更好的分析股票走势一样。研究物理学的学者们都要有一定的化学和其他基础,才能有所成就。记得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复旦做讲演时就曾说过,现代科学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你必须对相关的科学都有所了解才行。在这方面,伟大的导师恩格斯就是一位广泛学习的典范,他虽然只上过中学,但由于他发奋读书,十九岁时就能用十二种语言说话和写文章,在参加工作实践后,他也没有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从而被马克斯称为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广博渊深的知识,对恩格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准确的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帮助。从它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知识的力量,更能体会到书本做为人类掌握知识力量的有力武器的巨大作用。
牛顿说过他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科学巨人的虚怀若谷自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还可以从中学到更有价值的东西。书籍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好比记忆对于个人的关系。书籍记录了人类的历史,记录了所有的新发现,记载了古今历代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只有认真的学习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才能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看问题,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并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书本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体现,通过对他们的学习,发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来不断的完善自己,大大的促进了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也是这样来实现的。试想,如果每个人都是从头开始,那么,无论多么伟大的人,做出多么大的贡献,人类社会最终还是在原地踏步。由此更可见读书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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