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很多种类,有的优美典雅,有的惊心动魄,还有的疑团重重……可这本《图说中国历史》却是神秘又让人好奇,慢慢翻动书页,似乎几百上千年的时光在指缝溜走,连空气都凝住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图说中国历史》浓缩了每个朝代的精华。看着一个个朝代在我的眼底翻过,仿佛时光在逆转,河水在倒流,闭上眼,深深吸一口气,我穿越了时光隧道,再睁眼一看,我来到了秦朝。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总是太残暴,我看见一批批百姓被赶去建长城,连老人和小孩也不放过,真是忍不住也想去帮忙搬砖。刚一弯腰,我却被时光带到了玄武门,这儿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争,原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死了自己的兄弟,坐上了皇位。我禁不住感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不管如何,他都是一位好皇帝,让天下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低头深思了,没想到抬头却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风采,连忙上前想打个招呼,一踏步却又来到了明朝,看见了青花瓷。那精美的图案让人赞不绝口,正当我伸出手小心地抚摸着这旷世珍品,却听到了清晰的马蹄声和一声声惨叫,陆上刀光剑影,海面硝烟弥漫,这难道是著名的甲午战争?一霎那,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大禹治水。水能给我们带来便捷,也给我们带来灾难。像现在的“莫拉克”台风,滚滚山洪呼啸而来的时候,毫不留情的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大自然的力量是可怕的,治水是多么要紧啊,凿山开渠,把洪水引进大海,大河,几千年前的方法我们现在也在用。
不论是什么朝代,都有着他一时的辉煌,不管如何,都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发光,我喜欢历史这类的书!
曹魏代汉,吴蜀分立。晋成一统,五胡乱华。魏晋南北,动乱不安。隋唐鼎盛,威赫四方。安史一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赵宋辽金。公元589年,隋朝完成统一,结束了将近长达四百年的动乱。好景不长,在这种局面下,也发生了权力集团的内部斗争。不管权利的转移结果如果。建立在以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以更加明确分工的三省六部制为框架是大体不变的。而且,在此时期还创立了科举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引进新生的社会力量,加之高度自信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之繁荣昌盛,自不必言。但在大历史之下无不证明,在农村社会的制度组织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社会必然会导致内部的动荡,引发人事因素的不稳。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公元907年,朱温篡唐。
防范于人事,维持以体制。历代无不如此来维护统治。有鉴于此,藩镇割据成了宋代的大忌。宋代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举制的规模和经济的繁盛。若以此而言,则是前所未有。可为何如此国力不振?此中有诸多因素,若是就以技术方面而言,可见在补给,调动兵员,后勤方面远远不如半汉化民族的实力。王安石新法改革正是解决这技术难题的方法,然而最后还是失败。若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可暂时弥补缺陷。可天不逢时,来自欧亚大陆大草原史无前例的大征服入主了华夏大地。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有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和印象,体会了作者贯通古今中外的视野和心境,以及作者所采用的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研究方法,有以下感想、感悟。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一书,觉得他写书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他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他觉得朝代的更迭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黄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为何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作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代的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
这一段话的开始说宋代的改革者是指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失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的变迁,以至于影响1000年后整个社会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我认为王安石的失败可能能影响一个朝代,但能影响1000多年,我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如此之发展,主要是每个朝代的开国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武功很好,而且崇尚武功,他的元朝所占有的面积最大,但统治的时间较短。朱元璋乞丐出身,他的目的要能守住他的天下,并没想有大的发展。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他们能得天下,守住他们的天下,要向汉族学习,最好照搬照抄,也没有与其他国家有太多的交往,并没想有大的变革。
社会的变迁是最为渐进而不为显著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建秦。而这空前大一统帝国的产生背后亦有一番变化。思想在华夏大地上激烈的碰撞、交融,不亚于列国之间相互征伐,兼并扩张,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大一统时代的来临,是制度与人事巨大变革的标志。以宏观千年尺度看,秦汉帝国之纵深是极其深远而接待处的,帝国的政治形态,制度,意识都为历朝历代所鉴用,起着楷模作用。帝国的基本制度和社会框架无疑相似。所谓“汉承秦制”,在制度层面上将,汉代是秦代的延续。较之于秦帝国,汉帝国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制管理模式,沿用数千年,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诚然,制度的设计是完好的,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华夏社会而言,要想实现高效率的运转,便显得粗陋,而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往往以人事作为补充。这就为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找到了历史舞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推行,使得所谓的朝代更替兴亡找到了理论基础。可惜,这种经义上的思想往往很难解决实际上的具体技术问题,这也是社会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
大帝国极盛时期,凿空西域,北收匈奴。公元220年,东汉被曹魏取代。汉朝成为历史记忆。不言而喻,汉帝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农业社会数千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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