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作文【一】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还曾自问对美国学子讲解中国历史的意义，史实讲解（以韩非、李斯、始皇等为例），“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作一中外比较（以女皇为例），“尚有何实用之处”？于是阅读过程中，鄙人亦自追问，现阶段捧册读史的目的意义何在，究竟如何读史方能进益的问题也萦绕不去~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作文【二】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作文【三】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所著《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有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和印象，体会了作者贯通古今中外的视野和心境，以及作者所采用的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研究方法，有以下感想、感悟。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作文【四】
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