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在当今的中国意义作文【一】
我国从2000年开始，将每年9月命名为“脑健康月”，规定9月16日为“全国脑健康日”。在“脑健康日”来临之际，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首席专家于春江教授为我们解读了脑疾病和脑健康的相关知识。
“大脑是由100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全部脑血管连接起来的长度接近17万公里，大脑是人体各个生理活动的最高调节器官，是心理思维活动的中心器官，对人体发挥着整体性的调节作用……”
大脑是一台高精密且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机器”，随着使用年限的累积，它也会出现老化、故障、“死机”甚至彻底“报废”的危机，一旦这些情况出现，人的正常生理机能就会失控，甚至危及生命。
“大脑是人体最特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它的健康是不可逆的，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灾难性的。”陕西康杰医院李新华教授强调，尽管脑健康至关重要，但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
发达国家早就认识到脑的重要意义，美国和日本都相继提出过“脑的十年”、“理解脑、保护脑、创造脑”的口号，国际脑研究组织在第四届神经科学大会上，也将21世纪定义为“脑的世纪”。
孔子的思想在当今的中国意义作文【二】
孔子把“恕”作为可以终生奉行的一个字，我们是否也该把“恕”作为自己终生奉行的一个字从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只要我们每位教师凡事都能切实从家长及学生两方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从而真正做到“自己不想、不愿意、不喜欢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绝不能因为自己而发生在别人身上”即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的师德师风建设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 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句解释是――子贡问道：“有一个字可以终生奉行吗？”孔子说：“大概是‘恕’这个字吧！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
当时，孔子把“恕“作为可以终生奉行的一个字，他对“恕“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大力倡导师德师风建设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该把“恕“作为自己终生奉行的一个字从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说明一下我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即：“自己不想、不愿意、不喜欢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绝不能因为自己而发生在别人身上“。据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同样可以作为我们教师终生奉行的一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点在师德师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在我们教师群体中，无一不是家长抑或将来也要成为家长，我们的子女必在（或曾在、或将在）某一学校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作为家长，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呢？我想，所有家长的答案应该都不会脱离以下内容：要有责任心；要有爱心；要有（教学）水平；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学生喜欢且能“应付”考试）；要有礼貌得体的言行；要有榜样意识――“身正为范”嘛；要有广而丰富的知识面；不要无缘无故地开展有偿补课（更有甚者，上课“点到为止”，从而让学生非参加有偿补课不可。）；不责骂、处罚学生，等等。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不负责、没爱心、没水平、低俗、势利、无榜样意识、常责罚学生的老师。既然如此，作为教师，我们不妨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以上家长的答案逐条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家长心目中希望遇到的教师形象呢？亦或是有丁点儿符合家长不希望遇到的教师形象呢？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深切地思考以上家长的“希望”和“不希望”，思考“己所欲”及“己所不欲”是什么，既然“己所不欲”，那作为教师，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让此“不欲”因为自己而在别的家长身上发生从而“施于人”呢？
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相信所有教师都是从学生阶段过来的，我们不妨回忆、思考一下，在我们曾经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喜欢的，甚至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老师是谁？是哪些？他（她）们的形象是否符合前述家长的“希望”？在当时，偶有自己不甚满意的老师，我们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是不是希望老师也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替自己想想？我想答案也是肯定的。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站在学生的立场来看待、思考问题，亦真正想想“己之所欲”及“所不欲”，既然“己所不欲”，那我们作为教师，又有什么资格和权利让此“不欲”也因自己而在学生身上发生从而“施于人”呢？
所以，只要我们每位教师凡事都能切实从家长及学生两方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从而真正做到“自己不想、不愿意、不喜欢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绝不能因为自己而发生在别人身上”即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的师德师风建设就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孔子的思想在当今的中国意义作文【三】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