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外,纵观古今,无数的事实证明,疑既是成功的奠基石,又是前进的绊脚石。所以应“因材施疑”,方可得益。
疑是思之始,学之端。牛顿应该感谢那砸头的苹果,即便成不了维纳斯追逐的金苹果,也应感激由它而诞生的疑,才造就出“万有引力”。假使哥白尼学而无疑,迷信权威圣人,哪来什么日心说?疑是偶然,却又是必然的。在疑的偶然中,必有新发现的必然。只有那些具备质疑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对“无疑处”产生“疑”,努力探求,才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科学研究就是破“疑”,破“疑”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社会的发展有何尝不是先有“疑”,后破“疑”,再有创新和改革,最终才有进步。
怀疑产生了学问,疑问造就了英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大胆质疑是第一步。刘翔经常自问道:在世界的田径场上,难道中国人真的不行吗?不,他由疑开始,奋力拼搏,以实际行动和完美的表现打破了欧美人田径神话,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古人尚能一日三省其身,反思怀疑自己,更何况我们现代人?
多疑曾诞生希望和成功,却又可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有时多疑是人生的大敌。倘若赵王不听秦国的反间计,不怀疑廉颇与李牧,秦一统六国,至少还待时日。或许,不会出现“荆柯刺秦王”、“楚汉争霸”的跌宕事实。无数豪杰折腰于多疑,无数人才跌倒在多疑,从此,多疑便成了罪恶,便成了魔。
惨遭失败,许多时候多疑也同样是第一步。一个人如果连部下、亲友、同学、周围的人都不信任,等待他的惟有孤军奋战,甚至抑郁而亡。有的人怀疑自己的能力,痛失许多良机。马失前蹄于自疑,好不遗憾哉!
总而言之,疑本无过,过在用处,过在用其之人。“疑”是两块相同质地的石头,一块是已风化的顽石,一块是仍亮泽的玉石,却被不同人选择,所得结果也不同。只有因材施“疑”,才能得到奠基石,而不是绊脚石。
只有因材施“疑”,河海不择细流而成其深,泰山不让土壤而就其大,明主不远贤才而得盛世。何不因材施疑?让疑为人类造福吧!
“哎呀!我的东西坏了,谁能帮我修修呀!”听见了这话,我义不容辞地说“这好办,你交给我吧,我一定会给你修好的!”就这样,一个花色斑斓的卷笔刀就到了我的手中。
我仔细的观察着这一个卷笔刀的任何地方,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完好无损的,我把铅笔放到了里面,慢慢地卷了起来,可是卷起来的效果却和平常的一点都不一样,像是被什么东西磨过一样,滑滑的。不像是平时的那样有力。快到放学时间了,可我修的卷笔刀一点进展都没有,于是,我和那位同学说了一声,把卷笔刀拿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左思右想,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想可能是卷笔刀的“心”出了问题。到了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飞快地做好了老师布置的作业,然后拿出卷笔刀,打算把它拧开,。可是那个东西太紧了,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不能把它拧开。无奈之下,我叫起了正在认真看报的老爸。老爸一看我把同学坏掉的东西拿回了家以为是我把同学的东西弄坏了,便开始教训我了,“你怎么把你同学的的东西弄坏了,是不是用和你同学发生碰撞了。”我连忙为自己辩解:“老爸,我没有把我同学的东西弄坏。”“还撒谎,你看你同学的东西都带回来了,还说没有,再说了,你同学自己不会修吗,让你给他修,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这时,我已经留下了无辜的眼泪,心中很疑惑:难道我帮助别人都有错吗?难道中华的老传统乐于助人是错的吗?一切都是信任,是我不值得拥有信任,还是……
同学们,请你相信你身边人的话,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他了这次,他就会永远失去信心……
有些时候,我们会对某些知识,或者是某些生活现象产生怀疑。在产生怀疑的背后,总是有着我们好奇探索的精神作为支撑。
然而,有的人就是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某些事情产生怀疑,甚至有怀疑也不会去探索。在这里我提倡大家不用怀疑,大胆质疑。
怀疑只是你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想法而已,而质疑则表现了你敢于用真理和行动来去证明一件你所认为正确事情。事实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敢于质疑的人。
在没有上高中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敢于质疑的人,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有些事情只是怀疑,并没有在公共场所去大胆质疑。
那么事情还是得从初中开始说起。
上初中时,我对有些事物已经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比如说,这道题是否还会有其他的解法?永动机真的制造不出来吗?蓝藻为什么会吸食阳光呢?一系列疑问,逐渐的在我脑子中徘徊,正是有了这一个个问题,让我对事物产生了一丝丝怀疑。
然而随着自己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有些小问题就已经能够用真理去解答了。比如说能够制造出永动机吗?我们就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去回答。蓝藻为什么会吸食阳光呢?主要因为是蓝藻是一个光合作用的植物,能够通过将吸收太阳光转化为自身的能量。正是因为我学到了这一个个奇妙精彩的知识之后,我才感觉这个世界上知识是真多,真理也是真多,而疑问也是会慢慢解决的。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大伙面前当面去怀疑某一件事情。永远都是在背后,就是自己在内心里面去想一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能。这些小动作称不上是大胆的质疑。大胆的质疑是通过自己认为某一件事情到底是否正确,能够在课堂上或者是当着大家的面去提出疑问的,并且还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种。然而我并没有充足的知识可以去质疑问题。到了高中我便有能力去质疑有些问题了。
到了高中我的.知识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所以有些知识都已经学到家了,可以灵活的运用在一些解答题上,老师讲完之后,我可以大胆的质疑他这种方法到底对不对。就在一次课堂上我就大胆质疑了,老师提供的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那一种方法是针对另外一种情况进行制定的,所以如果将不同的方法套用在同一个题上,答案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过程却是错误的。虽然说出来有让老师难堪,老师还是心里挺高兴的。毕竟这可以证明我们在认真的听老师讲课。
我相信,到了大学,我的知识水平会更上一层。到那个时候我便可以解决世界上更多的疑问和难题了。也因此,我大胆质疑的次数肯定会越来越多,希望我能够登上更宽广的舞台,实现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观点的美好愿望。
信任和怀疑,两者从来都是矛盾的,信任,使人与人之间更加融洽,可总有一些人不值得信任。
有句加拿大名言说:“信任是种美德。但怀疑让我学到更多东西。”诚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信,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怀疑对人类发展是有好处的,一部科学史中,基本可以说是怀疑的历史,对于真理的不断质疑,真理才不断前行,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不是哥白尼质疑地心说,也就不会得到正确的日心说,但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是阿里斯塔克,可是他的宇宙观和理论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他的说法如珍贵的戒指被扔入大海无影无踪。知道哥白尼的出现,由此可见,坚持怀疑的观点是可贵的。
记得曾经和朋友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他说闭上眼睛把你的手给我,我带你过马路,我闭上了眼睛却恐惧的不得了,没走两步就睁开了眼睛,和朋友交换了一下角色,他一直闭着眼睛到我带他过了马路,他告诉我这叫信任。后来一个朋友对我说。人总是要把后背交给一个人的。如果你交了即便真的被捅了一刀,也要认的,当时我觉得他的话过于悲壮了,我不相信有谁会那么信任一个人,同时又真的愿赌服输,直到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体会是在有了这样的感慨之后,其实在没有这样的信任之前,我们是会怀疑任何人的,但有了信任怀疑就变得很龌龊,被信任的一方因为被怀疑,也就觉得格外地不能接受,我曾经自己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在房间里闭着眼睛去厕所,几次都是中途就睁开了眼睛,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绝对的信任是不存在的,对于不确定的东西,其实我们从来就没停止怀疑过,但因为我们心里美好的愿望,让我们不去怀疑罢了,所以能被人信任,是很荣幸的事,被信任的人被怀疑也在常理之中,怀疑一个自己信任的人,等于推翻自己一样,也是一件很心痛的事,信任与怀疑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不经过怀疑是不可能有信任的,但一旦怀疑了,信任就不存在了,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一个人是可悲的,但在没有真的被捅一刀之前还是应该庆幸。“天下无贼”只是个愿望而已,但有愿望是美好的。
我认为,正确的对待不确定因素应该是抱有“害人之心不可有放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真诚对人,问心无愧。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谦虚与怀疑是富有的淘金者的左手和右手。
但这种怀疑也只有以谦虚为前提,那才算得上是具有十足的分量。不然,见到别人的论点、学说和传闻,闭起眼不理睬,心里起疑,毫无接受之意--这类怀疑,同骄傲自满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试想,李四光若心中无底,光凭一股爱国热情坚持说“中国贫油”是错误论调,那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也没有石油会冒出来。这样的怀疑。又有何用?
左拉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学生--法国大作家莫泊桑:“他往往一下午洗耳恭听我们的谈话,眼睛明亮而含笑,老半天才斗胆插上片言只语。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充满欢快朝气的年轻人后来竟一举推出了《羊脂球》--那个满含柔情、讥嘲和勇气的完美无缺的作品。他默默地听我们的谈话,然后他的作品源源而出,显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力。”完全可以说,《羊脂球》的响誉文坛,是谦虚好学的结果。
作为一个淘金者,不仅要用他的左手,也要用其右手。
如果我们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对苏联专家的“中国贫油论”唯唯诺诺,那一个堂堂大国将继续面临石油资源贫乏的危机。值得庆幸的是,李四光站在了怀疑这一伟大的立场上,终究用自己的学识针锋相对地与“贫油论”“干”了一仗。他的怀疑,最终引出了中国大地下沸腾不已的油源。
淘金者用他的左手--谦虚,挖取了带金的泥沙;用他的右手--怀疑,筛去了无用的泥沙,淘出了灿灿的纯金,甚至,把它打造成光芒四射、无与伦比的首饰和金器。
因此说,谦虚和怀疑精神情同手足。当人们很自然地一起运用它们的时候,将会寻觅到瑰丽的知识宝藏。
拼搏,应是每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有的精神。面对迎面而来的每一个困难,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退缩吗?不,我们需要的是拼搏。拼搏,就是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压力之下不逃脱,在坎坷路上往前走。拼搏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空喊号子,拼搏是长期的.,需要用坚韧的毅力来维持,需要让坚定的信心来导航。我们今天的学习,便是人生一个漫长的考验,对于我们来说,长期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拼搏精神也必不可少,它使我们在成绩的肩头上迈向另一个目标,它使我们的追求无止无境。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面临着“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那就需要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奋力拼搏。不要逃避压力,因为那不是解决总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做的只有一点,便是:不断上进。也许你已经感到十分疲惫,也许你感到自己的力量已到尽头,那么,朋友,让我们再看一看烟硝弥漫的足球场,看,这球多么有力而迅猛,几乎没有被阻挡的可能,但队员们毫不犹豫的高高跃起,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此时,他在想什么呢?是自己跳得不高,根本没有希望呢?还是不能瞄准呢?不,时间不容许他再多想些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在全力挡球,一定会成功!同学们,今天我们站在国旗下,应让那永不退色的火红把我们的心重新点燃。拼搏吧,做生活的强者,始终不忘记拼搏才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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