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董老师不住地嘱咐我到了新校要好好学习,可我却低着头。我不是不想多看一眼亲爱的老师,不是不想再听听老师的教诲,而是怕一抬头就哭出来。我真不愿意离开这所学习了三年多学校。
要是能不搬家,不转学多好。我的心里有些难过。下楼的时候,我还是低着头,腿感到有些沉,往事不住地浮在我的眼前,记得每当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作业不写的时候,截老师就会利用业余时间耐心地给我补课。就在前不久,茸老师还鼓励我在新学期里,要把学习成绩追上去,可我还没来得及……却要转学走了。
我多想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好让我和亲爱的老师多待一会儿呀!
到学校门口时,董老师亲切地用那温暖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我忍不住,抬起头望着老师,眼泪冲出了眼角……我忽然发现董老师的头发里竟然出现了几根白发,这都是为我们操劳的结果呀!这时,我真想对老师表表决心,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回过身和妈妈走了。可心里充满了温暖。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了。
我从呱呱坠地开始,便沐浴在母爱的阳光中。为了把我抚养好,一个母亲能做到的她都做到了。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倍加感激的是母亲那和蔼、真挚的微笑。我有了进步,她微笑着表扬我;我有了过失,她微笑着批评我;我骄傲自满时,她微笑着给我泼点凉水;我颓废失意时,她微笑着给我添点动力……我是在母亲微笑的甘露浇灌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株小树,我是在母亲微笑的春风拂煦下绽开的一朵小花。
我一天天地在长大,但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那亲切的笑容已不再多见,取而代之地常常是严厉的面孔。每天陪伴我的只有书桌、台灯和数不清的习题。“难道母亲不爱我了吗?”我一次一次地冒出这个念头,又一次次地将之否认。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背诗,寒冬里给我洗衣服,在酷暑为我整理房间……我九岁那年的一天,半夜一点钟,外面是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爸爸不在家,母亲看着我,又望望窗外,仔细给我披上雨衣,毅然背起我向医院跑去。我伏在母亲背上,清晰地听到了母亲急促的喘息声。我的心快要碎了,我说:“妈妈,我下来自己走吧!”母亲毅然答道:“那怎么行呢?你发着高烧,怎么能在雨里走?把雨衣披严,千万别淋着了。”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雨大路滑,母亲一歪,险些摔倒,站稳后,她急切地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母亲长舒了口气,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就这样,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我背到了医院。
当一次次考试卷发到手中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总会从心底涌到胸口。我的鼻子酸酸的,但我忍住了,我怕同学们看到。试卷上鲜红的分数告诉了我一切。当母亲看到试卷时,久违的微笑又写在脸上,她微笑着对我说:“跌倒了,自己爬起来。”这句话伴着我走过十几个春秋,它给我力量,促我进步,我由衷地感谢母亲。
在阳光下,我仿佛看到母亲背后升起了一个绚丽的光环,那是古代传说中只有仙人才有的光环,这便是最圣洁、不容亵渎的母性之光!对这光,唯有仰望!
在素描绘画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结构。
现实中很多画家,由于对人物或物体结构缺乏了解,最后只能走形式的路子,在创作中很难拿出具有深度的力作。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方便的照相机(现在都使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可以在电脑中处理图形,能够省却很多造型的麻烦,但是,形是形,结构是结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绘画的过程而言,形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表象,而结构才是对象的支撑;外在形的轮廓无法真正表现对象的内在美。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的外形,那是一种表象,一种轮廓。当对象一旦变换位置,而我们又缺乏对结构的了解,就很难着手。在初学阶段,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利用稳定的三角形来确定形体的大体位置和构图,然后再用小的虚拟的三角形、方形等分解被画对象局部的位置,这样的方法最后只能是比葫芦画瓢,照相般描绘对象。
就像我们已经走过了充饥的年代一样,我们已经走过了缺图的年代,正跨入一个读图的时代。各种图形、图像、图库层出不穷,再用照相的方法——抄照片去再现对象,倒不如干脆去搞摄影算了,那我们还不如照相机来得客观。对画家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便是被人夸奖为:看画得多好,像照片一样。也就是说,那些个作品没有强烈、强调和更深层次的东西,缺少画家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对对象的内涵表现的创意,这又怎么能算得上绘画的艺术作品呢?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纯客观的真实,而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手,表现画家内心的感受的一种艺术的真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刻画与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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