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老师有两颗特大的门牙—一颗像妈妈下厨时挥动的铲子,一颗像爷爷上山砍树时抡着的斧子。这两颗大门牙“姿态”不一,形象各异,歪歪扭扭地向外龇着。说句实话,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心急如焚:有这两颗大门牙顶着,怎么教我们学语文呢?没想到这两颗大歪牙还挺爱挑剔人呢。上课时,老师喜欢让同学们挨个儿朗读。而不管谁读了,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被“铲”出来,给予“斧”正。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朗读时吐字不清楚,含含糊糊的。这两颗大门牙可就对我大铲特铲了:“你这样不是朗读,而是说梦话。如果你长大,还是这样子给大家做报告,大家都会打呼噜的。”打他上第一节课开始,我就不得不对那两颗门牙刮目相看了。
背地里,我曾偷偷地问:“祝老师,您的门牙怎么歪了?”他“嘿嘿”地笑着说:“我从小爱笑,不小心笑歪了。”开始我还半信半疑,后来我深信不疑了。课堂上,这两颗门牙常常会蹦出一些使人忍俊不禁的话来,令我们开怀大笑。费超老是要在别人的催促下才写作业,祝老师就对他说:“费超,你这种学习方式像挤牙膏,总要在屁股上挤一下才挤出一点点。你以后要不时地捏一捏自己的屁股。”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费超的老毛病从此就改掉了。
为一个陌生人写传!我无从下手,只得认真地观察他了,一点点地、细心地观察。他有着淡淡的皱纹和刮得很细心的胡子以及明净透亮的黑框眼镜,这些都充分体现着这是一个体面的文化人;他刚毅的脸述说着他饱经风霜;那自然流露的情感更使人倍觉亲切。
他总是早早地起来,安排他紧张而又杂乱的时间;可无论起的多早,计划多么详细,却总是很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这是他的生活,他经历的事,也只有猜测了。
他总是讲他的父亲,一位朴实,却又 粗暴 的农民,他的出生是他父亲的荣耀,也是这个家族的荣耀。凭他的努力也怀着脱离田野的期盼,当上了他们全村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风光地离开了他现在朝思暮想的地方。他常常给我看他厚实的手掌上因沉重的木柴而留下的整齐的伤痕,与他文质彬彬的外表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他刚来到薛家湾这个小地方时,还是黄沙飞扬,但他不认输,建铁路、盖楼房、开发矿产,几乎都干过了,但现在却仍是个无名小卒。他那时一股冲劲,在工作上不仅埋头苦干,还曾经一次次批评上级,也使他一次次换了又换那小而又小的职位,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碌碌的,说教地穿行着,穿行在这瞬息万变的历史中。
看着他那迟早会驼下的背、苍老的脸,以及不灵便的四肢,对于这样一个陌生人,我叹息他质朴,而又意义重大的一生。
我爷爷74岁了,身材矮胖矮胖的,古铜色的脸膛,两道眉毛就像两个去掉圆点的感叹号。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一说话,总爱闭上左眼,只睁着右眼。
爷爷的牙掉光了,装了一口假牙,可是只要一吃饭,爷爷就把假牙摘下来放在漱口杯里,我问爷爷:“您花钱装了假牙,为什么吃饭时不戴呢?”爷爷说:“戴上假牙吃饭没味道,假的总不如真的,还是自己的牙齿好使啊!”爷爷不留发,总爱去理发馆把头发剃光,把胡子刮干净,头皮和嘴巴透着青色,爷爷说:“还是剃光痛快,剃光解痒,不长虱子不长疮。”平日,爷爷总爱穿对襟上衣,绑腿带。别看爷爷这么大岁数,可总爱穿双解放鞋。爷爷说:“这鞋跟脚,穿着舒服。”鞋头被脚趾顶破了,爷爷舍不得丢掉。从箱子里翻出钢锉、剪刀、胶水、废自行车胎,然后先锉干净鞋头,再剪下一块胶皮,锉平,涂上胶水,晾一会儿,就把胶皮粘在鞋头上了。
爷爷穿着这双解放鞋,每天都要上下五楼两三次呢!我劝爷爷:“您这么大岁数了,别净自已上楼下楼的,等我扶您再上楼下楼吧!”爷爷说:“我劳动了一辈子,呆在家里难受,闷得慌,还是走动走动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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