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时间因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不仅仅经济史家需要关注时间,历史上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历法的诞生与调整,说明了罗马帝国对时间的关注,正如在埃及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同样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此外在工业、商业等领域同样有对时间的重视和控制,关注时间可能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行政统治和国家的一致对外,对帝国的延续性产生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过于忽视空间的问题,帝国同样将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总之,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逃离对此刻的执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着,拜托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对空间的控制表现在领域的扩张,对时间的控制表现在这种政权的持久力,传播媒介或许会产生这种偏向,历史的进程表明,媒介的这种偏向总是相互抵消的,以此来达到平衡的状态。例如,作者所指出的:“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前一种依赖的抵消。”简单巡视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
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假如我是蜜蜂,我会为人民酿造出甜甜的蜂蜜。
一天,我躺在大树底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被一阵奇怪的风吹到了一片森林。再一看,我变成了一只蜜蜂。下身是黄色黑色的'尾部还有一根小刺,哈哈!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我来到了蜜蜂村落,在那里,那些蜜蜂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周末的时候所有蜜蜂都会聚在一起,品尝着自己辛勤取得的蜂蜜,我很快和它们融入到了一起。和大家一起玩耍,真是快乐极了。这不就是人类一直渴望的和谐和幸福吗。
今天,我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拿着小桶去采蜜。那些蜜蜂带我来到了一个大花园,哇!好漂亮呀!一大片美丽的花朵有红的、粉的、紫的……五彩缤纷,花的品种也有很多。瞧!有玫瑰,月季、太阳花、康乃馨……其中,玫瑰就有几百朵呢,在这里工作真高兴!我学着大家的样子开始采蜜,一天后,我已经采了满满一桶蜜,它们都夸我学的快、采的多,我高兴的笑了。
“叮叮叮”闹钟响了,想起晚上做的那个梦,心想:假如我真的是蜜蜂,那该有多好啊!
假如我是蜜蜂,我会为人民酿造出甜甜的蜂蜜。
一天,我躺在大树底下,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被一阵奇怪的风吹到了一片森林。再一看,我变成了一只蜜蜂。下身是黄色黑色的尾部还有一根小刺,哈哈!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我来到了蜜蜂村落,在那里,那些蜜蜂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周末的时候所有蜜蜂都会聚在一起,品尝着自己辛勤取得的蜂蜜,我很快和它们融入到了一起。和大家一起玩耍,真是快乐极了。这不就是人类一直渴望的和谐和幸福吗。
今天,我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拿着小桶去采蜜。那些蜜蜂带我来到了一个大花园,哇!好漂亮呀!一大片美丽的花朵有红的、粉的、紫的……。五彩缤纷,花的品种也有很多。瞧!有玫瑰,月季、太阳花、康乃馨……其中,玫瑰就有几百朵呢,在这里工作真高兴!我学着大家的样子开始采蜜,一天后,我已经采了满满一桶蜜,它们都夸我学的快、采的多,我高兴的笑了。
“叮叮叮”闹钟响了,想起晚上做的那个梦,心想:假如我真的是蜜蜂,那该有多好啊!
假如我是一只小蜜蜂2
假如我是一只小蜜蜂,我要飞到太阳公公那儿,向他借点智慧的光芒;我要飞到彩虹姐姐那儿,向她讨些幸福的`颜色;我要飞到云婆婆那儿,向她要些和平的雨丝。然后,我把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跟众蜂辛辛苦苦从百花中提炼出来的花蜜放在一起,搅拌均匀,酿造成一瓶“幸福之蜜”。
我叼着瓶子飞到童话王国。寻寻觅觅,我先找到被轧断双腿而惨死的小珊迪,满怀希望地把几滴“幸福之蜜”滴在他的腿上。霎时,小珊迪的腿好起来了,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下了那不堪入目的破床,带着弟弟小利比来到幸福王国快乐地生活着。啊,“幸福之蜜”真的可以起死回生!我又找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可怜的她在大年夜又饥又饿,活活被大风雪冻死了。她临死之前还渴望温暖,渴望快乐,渴望得到奶奶的疼爱,真悲惨!想到这里,我赶紧小心翼翼地把一些“幸福之蜜”洒在她的身上,她又复活了!这时,童话王国里有许许多多好心的人纷纷向她伸出了援手。卖火柴的小女孩终于如愿了,终于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呀!都是我用得太多了,“幸福之蜜”已经寥寥无几了,怎么办呢?还有不少人等着我去救助呢?我想了又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了。那就是我要飞到银河去,从河里盛些银河水回来,加入瓶中。这样,我又有了不少的“幸福之蜜”。我要托春姑娘把“幸福之蜜”洒向大地,让“幸福之蜜”布满全球,去化解矛盾、停止战争、解救穷人。让全世界的人们和平相处,幸福生活!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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