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获奖后,我读到了很多文章和访谈,在我印象中,近十年来没有一次诺奖公布时,在作家群体中引起如此热烈而令人动容的反应。今年你82岁了,虽然你一直低调而谦逊,但对世界各地无数潜心生活与心灵奥秘的作家来说,你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与温暖的源泉——“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辛西娅·奥齐克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学者型作家A·S·拜厄特给一直以“家庭妇女”形象示人的你如此高的赞誉。一种“小型的喜悦的爆发”,《纽约客》编辑这样描述朋友圈内竞相传递喜讯的景况。作为你的读者,作为和你一同分享短篇小说这一美妙艺术的普通个人,在这个时刻,大家感到一种被理解、被分享的感动。
你的同乡、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你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会变得多么有名,她都应该更有名。”而发表了你几十篇小说的《纽约客》杂志编辑则说:“门罗是这样一位作家,不管她的书变得多么流行,她仍然是‘我们的’作家。”我想这里涵盖了两种情感,一种希望你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能抵达更多人的愿望,以及某种作家与单个读者间的私人而亲密的情感——这种情感如此本质、直接而强烈,并不会因为它被更多人分享而失去其亲密性,并有所折损。
他爸爸的牺牲是最大的,因为爸爸要努力工作赚钱帮他治病。可是祥祥的爸爸却在一次车祸当中,得了脑震荡,但爸爸还是要养他,非常不简单。
第二个故事在说机器女孩--珊珊。她很有勇气,因为她练习走路,不管走路再怎么痛,她仍然一直不停的练习,最后他终于成功的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第三个故事是说绵羊弟弟--多多的故事。他的身体很柔软,所以大家都叫他绵羊弟弟。多多长的`很可爱,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孩,多多的脑部也有问题,所以很可怜。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祥祥很不幸,他妈妈不养他,而他爸爸脑震荡,但是祥祥爸爸还是一直照顾他,祥祥还做过气切,真可怜。我觉得如果我也得了多重障碍的话,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勇敢的去克服困难,面对挑战。
看完影片后,我想对影片中的祥祥说:“你好厉害!”如果我像你一样得了多重障碍,我可能不会像你一样那么乐观、活泼,我要向你学习。
注册那天,男孩走进了教室,边跟班主任办理有关手续边打量着整间教室。然后,他看见了女孩。
她就坐在教室中间,穿着一身素雅的裙子,两束黑发拖在胸前,独自一人。而在她身边的人,都是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聊天,是旧识。
男孩突然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原来这也有和他一样是从别校的初中考来的。他知道自己的性子,一直在担心会交不到朋友。现在好了,他或许可以和她交朋友。这是规律,如果身边的多是互相认识的,那最容易交的朋友是和自己一样与多数人不相识的那个。
可是,与他有着担心不同,女孩微弯着眼,扬着浅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却是相当的自得,似乎并不在乎那独自一人的寂寞。
男孩记住了这个女孩。
女孩有一个很男孩的名字,这让男孩很是惊奇。因为在看新生分班表时,他便注意到了那个有些特别的名字,一直念叨着想知道那名字的主人是谁,却从未想过会是位女孩。
他对女孩在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就有了深深的印象。刻在心头,抹之不去。
女孩很男孩子气,总是可以看见她和班里那些最有活力的男生玩在一起,甚至会为了一块抹布追着男生从四楼跑下一楼,再跑回四楼。
女孩很有活力,班里常能听见她的叫声,与别人的争执声,还能看见她跳到别人身上去掐对方的脖子,但每每都是气势骇人,手中无力。
女孩很爱笑,微笑、轻笑、柔笑、大笑、狂笑。她的笑声总是一串一串的扬起,溢满整间教室。
男孩总是注意着女孩。看着她在课堂上偷看漫画,看着她轻松自如地应付地理老师的刁钻问题,看着她认真的尽着值日生的责任,看着她笑,看着她闹,看着她只有在成绩不好时才偶有的、却是转瞬即逝的沮丧。
男孩是个内向的人,总是默不吭声,让人很难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他很羡慕女孩的开朗,觉得她像一团光似的吸引着人的靠近。
那时,对女孩而言,男孩只是一个同班同学,一张认识的脸,一个有印象的名字。
一次,班里组织去春游,女孩谗嘴,背包里塞了很多东西,很沉。男孩走在女孩身后,听见她抱怨着肩上的包太重,说男生应该发扬绅士风度,主动帮女孩子拿包。男孩的口开开合合好几次,好不容易才鼓足了开口的勇气:“我来……”
帮你拿包……
这几个字还不及说出口,女孩已蹦到了她的男生朋友那,把她自己的包毫不客气的丢给了对方,嚣张的命令他负责她的行李。于是,男孩便失落的看着那男生一边和女孩斗嘴一边乖乖的将她的包背起。
女孩转了回来,扬笑:“你刚刚有对我说什么吗?”
“……没、没有。”男孩有些结巴的回道。
女孩扁扁嘴,耸耸肩:“奇怪,我听错了?”
背包的男生叫了她一声,女孩便对男孩笑了笑,回到那男生身边。男孩仍可以听到女孩嚣张的声音,以及男生的反驳和……微微的宠溺。
女孩有时是很嚣张的,但分寸素来拿捏得极好,从不会惹人厌恶,反成了她可爱的一部分。
高二时,文理分班了。女孩选择了理科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她的好成绩仍是让她顺顺当当的进了重点班。男孩也选择了理科,进的却是普通班。
女孩仍留在四楼,男孩却去了五楼。
两人从此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在希望得到救赎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很可能,并不存在着什么救赎。大都市的一间昂贵而狭小的公寓,可能不构成救赎。或许救赎这个词太沉重了,不符合你低调而立足于平实人生的世界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说法,让我们说,“问题的解决”。是的,问题在变换的环境中,依然不能得到解决,正如许多在大都市的公寓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敌人是某种更普遍、更广泛、更本质也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你让你的人物意识到了。重要的是找出那些更普遍、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你在你许许多多故事中所做的,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花样繁多而又层出不穷的困扰,你展现它们出现与袭击我们的形式,并描绘我们与它们作战时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希望人们将你看成“小镇作家”,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与视野狭小、平庸这类词有关的联想。事实上,读过你作品的人都知道,你小说世界中传递的经验是普遍的,甚至是有世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宣传高眉文化著称、深谙世界主义精神的《纽约客》杂志会如此钟爱你的.小说,将你视为精神知己的原因。
有评论家称,你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to make sense)的过程可能没有听上去那样容易,它要求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要求尝试与更深入地参与(engagement),而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则要求一种开放与坦诚。于是,阅读你的小说,正是与你的主角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我们也常常随着故事的进程,在一个不经意的时机,接受震动与顿悟,得到了某种启示——似乎解开了生活中某些隐隐困扰我们的谜团。但随着对更多故事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些谜团解开后,永远都有更多的谜团在前面等待着我们。而现在,作为你的读者的我,则安心地认为,我并不畏惧那些更多的谜团,而是能够与它们安然相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你。
你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热望与激情,但我却感到它被一种隐约的绝望感所笼罩。比如,《逃离》中的卡拉在逃离又回归、与丈夫和好之后,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我想,这是一种艺术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基本洞察,对“真实”的追求让你拒绝为你的人物提供廉价的希望。
或许,你的读者并不需要所谓的希望,而更感激你提醒他们注意那根针,因为,那才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和你常常被比较的契诃夫一样,你的小说,也正是生活本身。
你的诚挚的中国读者
说逃离的对象是束缚与限制你笔下女孩和女人们的东西——束缚与限制——对那些没怎么读过你小说的人来说,太抽象了,是吗?简单的信息把他们的目光引向那个你成长起来的、只有三千居民的加拿大东南部小镇。的确,小镇和郊区的生活,无法不成为一种局限,就像过分的安静、空旷也会构成一种局限,而休闲方式稀少、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微小、因社区狭小而无法不接受私人生活暴露在他人的检视之下,这些更构成某种令人窒息的局限。还有这环境中某些关系的常规、他人和社会的期待、身份的限定种种可能更不易察觉的东西。而你的人物,那些聪明、灵巧、精力充沛和善感的女孩子们,她们是那样的渴望生活,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更丰富的经历,渴望和他人与世界构建一种更强健也更本质的联系,她们无法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困扰,经受激烈的内心冲突,并最终满怀激情地做出自己的反抗,哪怕她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该责怪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你的小镇,或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小镇——那样未免就太肤浅也太流于表面了。如今82岁的你,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也安心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上,并写出了如此精致而自由的作品吗?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不具备内心的自由却有能力写出如此自由的作品。很显然,你并不认为那些意味着更多元、包容、更多机会和可能性的大城市,就必然意味着更精彩与丰沛的生活,它们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限的解除和救赎,因为它们自有它们本身的隔绝和局限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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