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科举京官,是农家子弟,遇到大是大非的.时候,能保证自己的气节,但是对家庭利益、集团利益,却看得很重。而胡林翼早年是贵族公子,父亲是朝廷高官,又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所以他遇事,看得破,拿得起,放得下。胡林翼的心胸更大,手段更直,曾国藩则更持慎保守,顾虑多多。
曾、胡同是湖南老乡且翰林院同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出身、门第、性格、为人大不相同。胡林翼年轻时平步青云,曾国藩年轻时材大难用。太平天国的兴起、壮大,危及清廷,让两个性情迥异的年轻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了。
我从呱呱坠地开始,便沐浴在母爱的阳光中。为了把我抚养好,一个母亲能做到的她都做到了。给我印象最深,使我倍加感激的是母亲那和蔼、真挚的微笑。我有了进步,她微笑着表扬我;我有了过失,她微笑着批评我;我骄傲自满时,她微笑着给我泼点凉水;我颓废失意时,她微笑着给我添点动力……我是在母亲微笑的甘露浇灌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株小树,我是在母亲微笑的春风拂煦下绽开的一朵小花。
我一天天地在长大,但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那亲切的笑容已不再多见,取而代之地常常是严厉的面孔。每天陪伴我的只有书桌、台灯和数不清的习题。“难道母亲不爱我了吗?”我一次一次地冒出这个念头,又一次次地将之否认。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背诗,寒冬里给我洗衣服,在酷暑为我整理房间……我九岁那年的一天,半夜一点钟,外面是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爸爸不在家,母亲看着我,又望望窗外,仔细给我披上雨衣,毅然背起我向医院跑去。我伏在母亲背上,清晰地听到了母亲急促的喘息声。我的心快要碎了,我说:“妈妈,我下来自己走吧!”母亲毅然答道:“那怎么行呢?你发着高烧,怎么能在雨里走?把雨衣披严,千万别淋着了。”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雨大路滑,母亲一歪,险些摔倒,站稳后,她急切地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母亲长舒了口气,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就这样,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我背到了医院。
当一次次考试卷发到手中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总会从心底涌到胸口。我的鼻子酸酸的,但我忍住了,我怕同学们看到。试卷上鲜红的分数告诉了我一切。当母亲看到试卷时,久违的微笑又写在脸上,她微笑着对我说:“跌倒了,自己爬起来。”这句话伴着我走过十几个春秋,它给我力量,促我进步,我由衷地感谢母亲。
在阳光下,我仿佛看到母亲背后升起了一个绚丽的光环,那是古代传说中只有仙人才有的光环,这便是最圣洁、不容亵渎的母性之光!对这光,唯有仰望!
胡林翼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世家子弟,父亲胡达源探花出身,岳父陶澍更是一代名臣。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年轻时恣意声色,放诞不羁,但天资聪颖,胸有大志。利用父亲与岳父的官场基础,胡林翼一入翰林就显出一副势不可挡的 “红翰林” 之势。连接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及江南乡试副主考,蒸蒸日上的势头令所有同僚羡慕不已。
胡林翼看似平步青云的仕途,在人人羡慕的副主考任上,使他的人生发上了极大的转变。本可以一路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因主考官徇私而被牵连,受到撤职处分。这对于已经患病的胡父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年后父亲去世,黯然南归,挂冠回乡,守孝近七年。
胡林翼不在京城的几年,曾国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国藩出身普通农民,家道清贫、谨言慎行,到京为官后,发誓要精进理学,做圣贤之人,谢绝一切应酬,刻苦修身,发愤图强。从七品翰林院,开始了 “十年七迁”。
以前那个让胡林翼没怎么放在眼里的湖南老乡,让他刮目相看,曾国藩已经不是那个木讷、无趣的道学士,而是举世浑浊中,朝廷给予大望的一颗明星。
几年后的胡林翼,得力于胡家官场的渊源及朝廷对人才的爱惜,挂冠七年之久,在朋友们的相助下,捐得贵州安顺知府一职。
在贵州他做到 “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亲自带兵剿匪,出入高山深谷,废寝忘食。每到一地,匪患顿息,也凭此举再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在素描绘画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结构。
现实中很多画家,由于对人物或物体结构缺乏了解,最后只能走形式的路子,在创作中很难拿出具有深度的力作。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方便的照相机(现在都使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可以在电脑中处理图形,能够省却很多造型的麻烦,但是,形是形,结构是结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绘画的过程而言,形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表象,而结构才是对象的支撑;外在形的轮廓无法真正表现对象的内在美。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的外形,那是一种表象,一种轮廓。当对象一旦变换位置,而我们又缺乏对结构的了解,就很难着手。在初学阶段,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利用稳定的三角形来确定形体的大体位置和构图,然后再用小的虚拟的三角形、方形等分解被画对象局部的位置,这样的方法最后只能是比葫芦画瓢,照相般描绘对象。
就像我们已经走过了充饥的年代一样,我们已经走过了缺图的年代,正跨入一个读图的时代。各种图形、图像、图库层出不穷,再用照相的方法——抄照片去再现对象,倒不如干脆去搞摄影算了,那我们还不如照相机来得客观。对画家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便是被人夸奖为:看画得多好,像照片一样。也就是说,那些个作品没有强烈、强调和更深层次的东西,缺少画家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对对象的内涵表现的创意,这又怎么能算得上绘画的艺术作品呢?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纯客观的真实,而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手,表现画家内心的感受的一种艺术的真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刻画与刻划。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 “拙诚”。他认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拙诚可能一时效率不高,但是持久,没有后患。而胡林翼以 “权术” 为用,注重的是高效率。为了迅速达到目的,他绞尽脑汁,需要用权术的时候毫不犹豫。 所以他做人做事很主动,力求占尽先机。
曾国藩持重谨慎,黏滞拘泥,做事四平八稳;胡林翼明快胆大,敢冒风险,擅于权术。老成持重再进一步就是贻误战机,明快进取也容易一着不慎,得不偿失。曾国藩的持缓在胡林翼的促动下没有坚持到底,胡林翼的求速也在曾国藩的中和下没有形成风险。两个人性格的互补,对事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助力。
虽然曾、胡二人性格、为人迥异,但彼此都能坦诚相待、顾全大局。在多次的战斗中互相支援、协助,急救于危难之中。
在越来越深入的合作中,两人的友谊不断加深。他们互相信任、互相欣赏,更相互砥砺,达到孔子的 “友直、友谅” 的境界,相互规劝而不相互奖饰。
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七月死于热河行宫,八月二十六日,积劳成疾,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焦灼中,胡林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五十岁。
曾国藩得知胡林翼病逝,伤痛不已,彻夜难眠,惘惘若有所失。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一个是为国效忠,达到孔子所说的圣贤境界;另一个是发扬光大曾氏家族。在曾国藩心中,国家、家族的分量同样重要,甚至没有了国家,家族还要继续延续。而在胡林翼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身处不同的家族中:曾国藩家族庞大,兄弟姊妹众多,上有老下有小;而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家族事务挂念,他可以一心一意效忠国家。
胡林翼的早逝,对于曾国藩来说是祸是福,不可一概而论。就胡林翼的才具、权术、极高的情商,资质平平的曾国藩是很难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最后位列晚清权臣之首。
曾国藩的悲伤,是壮士断腕的悲伤,除了失去一个并肩战斗的战友、一个心有灵犀的友人、一个极其合拍的伙伴外,他还悲伤于腐朽软弱、不堪一击的清廷中,今后无人能与他携手并进,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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