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作文村庄里的故事【一】
作者以详实的笔法描述了他眼中故乡——小堡村，一个典型的农村村庄的时过境迁，并对建国以来农民与土地之间生产关系的变迁做了论述。在作者的心里，即使他自己出国留学多年，回国后也不在故乡的小村庄里面住了，但是故乡依旧是他心灵的家园，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特别的情怀的，当他的家乡遭遇“拆迁”、"卖古树"、土地租给别人建工厂，家乡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没有村庄的流浪汉。
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作者村庄买古树的的事了。当时村里想要卖给别人的是三个地方的树的，一个是：晒场边上的树。一个是：村中旧祠堂后面的树。还有就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晒场边的树是所有集体财产的，旧祠堂后面的树是属于村里的一个大家族的，坟山上的树是私人的。很多村民都不愿意卖树，但是能够站出来反对的人并不多。最终，只有坟山上的树被留了下来，因为它的主人誓死捍卫了它，而其它两个地方的树都被连根拔起卖掉了。我觉得卖树这件事，不仅仅体现了村民思想的封建、落后，民主意识的淡薄、保护自身权利意识的缺乏，同时也很好地与书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联系起来了。
因为卖古树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作者的村庄里面，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部分的村庄里面的，书中就有提到南京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大片的梧桐树。书中把这种现象叫做”大树进城”热，当时中国把大部分的经历都花在建设城市上面了，城市的'绿化需求非常的大，这样就造成了卖树、偷树的现象。这就让我想起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了，孙教授把90年代以后的中国称为“断裂社会”，断裂社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中一个就是城乡之间的断裂。拆迁、把农村的资源运到城市都是城乡断裂的表现。那个时候，农民没有拥有土地权，农村大量的资源都被挖到城市里去加上国家出台的“户籍戒严”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断裂。
在书中也有很多的细节是描述了农村以及村民的特点的。譬如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他在上学的路上和一位伯伯同路，伯伯问作者以后又什么打算，作者就说，给你们写诗啊，他一位那位伯伯会夸他关心农民的命运、有理想，但是那位伯伯却叹息着说：”写诗有什么用啊，我们又不懂。
在这里就体现了农村缺乏教育、缺乏受教育的意识。还有，作者提到农村里的人和树是有感情的，他们会在树下乘凉，小孩子会在树上玩，树结果子了他们会去摘，而作者之所以对树有特别的感情是因为在古树曾经救了他两次。然而在城里，树仅仅是用来当做风景的，果子熟熟了在树上烂掉也不会有人去摘，不仅是人和树，即使是人与人之间，做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偶尔听到隔壁的一点点响动、一点点悲喜，却永不相识。这就通过人与树之间的关系，对农村人和城里人在感情上做了一个对比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再后来，我甚至厌恶回到这个村庄，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荒草淹没。”《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介绍了作者熊培云的故乡——小堡村的从前、现在和可能出现的未来。在书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我读这本书时，时常感觉到我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因此产生了些许共鸣，虽然我离开家乡已有近10个年头，但那毕竟是伴我度过珍贵的童年的家乡。
熊培云在序文中讲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虽然我不确实是不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我知道有大部分人的家乡在沦陷，也包括我的。如果说因为小堡村的村长贱卖了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而让村民们的内心从此失去安宁，那么我就是因为一个采矿集团走进我的家乡而让我内心变得空虚。因为寄托着我的精神的东西受到不可恢复的创伤。
采矿集团一到我的家乡，首先遭殃的是那一座座山，的确都变了颜色，一座座黄土山刺痛了我的眼球。从山脚通向村庄的林荫道路，变成了黑乎乎的石子路，还会有些从在矿车掉下来的矿渣。矿区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村里的颇大的湖里，银色中略带青色的沉淀物把这个湖的一大半填得结结实实。那些山上曾经给予我和小伙伴美味果实的树木，我要到哪里找寻;那条我和小伙伴曾经追逐打闹的林荫道为何变得死气沉沉;那个曾经有人撑着竹排去捕鱼的湖，要怎么样才能让鱼儿重新回到你的怀抱。
虽然我的家乡不像熊培云的家里的老房子因移民建镇被拆得一干二净，但家乡小村几乎所有的房子也因为就没有人住而显得沧桑衰老，破败不堪。这与熊培云谈到的农民进城务工有很大的关系，采矿集团进驻我家乡成为了农民进城的催化剂。在全国都兴起进城热的时候，我的家乡也不例外的卷入了这场潮流中。原因有很多，熊培云说：“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在我家乡这里就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除了城市给农民带来的吸引力之外，让农民背井离乡的还有来自家乡的推动力。
我的家乡有大片良好的农田，每到播种季节，一片片绿油油的禾苗，随风摇曳。到了收获的季节，农田便掀到了金黄的一页，这里承载着全村人的希望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书笔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书笔记。然而矿区挖矿没有做好勘测工作，他们在地下采矿，矿洞一直从山的那边挖到我们的农田底下。事情的败露是因为一位伯伯在自己的农田耕作，发现自己的脚在往地里一点一点的下陷。起初他还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这附近的农田便坍塌了一片。
这么一来，说明在农田附近的房屋也不安全了。此事顿时在我村里吵得沸沸扬扬，还说要与矿区打官司。出了这种事，再没有农民敢下地耕作，渐渐地，自然农田就被大量抛荒了。然而没有什么可以维持生计，一方面，青壮年们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全村人在与矿区负责人商量卖田地以及宅基地。如今时隔几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转入城市了，剩下的只有无人管理的破旧房屋依旧在守护着家乡，和熊培云的小堡村一样“乡村不免空虚”。
中国人的家乡都大同小异的在沦陷着。关于童年的家乡，只能永远的活在心里。
小学作文村庄里的故事【二】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是，谁没有故乡呢?没有故乡的人还是人吗?沈从文死后，葬在故乡凤凰，他的外甥黄永玉将他的这句话刻在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以说，活着的人，都像孤魂野鬼一样四处奔波飘零，而死去的人，才真正回到了天堂一般的故乡。
静心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行走在熊培云式温暖柔和、清明理性的语言缝隙，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内心的村庄，我眼里的中国。有回忆，有对比，有感动，有沉重。为熊培云式提着笔杆子出了乡村又时时不忘回顾反哺的游子，也为我兄弟姐妹一样无数远离家乡四处打工觅食的民工，还为那些留守故园陪伴日升月落鸡鸣犬吠的老弱，更为滋养了我的童年我的悲喜我的理想的那一片山水——我的眼里时常涌起泪水，我的心头时常挂起一轮明月。
一
今年正月，回家过年。村里又是一番新变化。村口新修了宽敞的水泥路，安装了高高的路灯，就连各个小巷也铺了水泥。母亲说，村里正在忙着搞“三直”。所谓“三直”，就是将所有田地重新整合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方格，中间开辟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车道，以适应机械化耕作，即田埂直、沟渠直、道路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村里搞过的“园田规划”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也算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那么，田野之间的一个个河塘呢?我着急地问。母亲说，也都推平了，不要了，只留下了后港没有动。我又问：大家的自留地呢?母亲说，自留地也都推平了，会重新分配。陡然间，我的`心情黯淡下来。那些池塘，可是我童年嬉戏的场所啊!车水、游泳，采莲、摘菱，捕鱼、挖藕……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他们还起着灌溉的大作用呢!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一声叹息。之后我和村干部聊起，他们说，灌溉的事不用担心，村里准备投资改造电排站，需要抗旱的话就从村前的大港(万年河取水。那万一大港也干得没有水呢?我的诘问，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们只强调是上边叫这么***，是政府统一部署。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熊培云的诘问，直达问题的内核。假如农民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自然会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地产，用得着并不真懂种田的官员们指手画脚吗?关于土地权属问题，其实最和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相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大部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可望不可即呢?眼下烽烟四起的腐败卖地、野蛮拆迁，就为这种国有民无的土地政策作了鲜明的注脚。征询村干部今年还有什么新规划，他们说正在申请县里立项，全面建造村里的自来水管网，使村里人都喝上自来水。我说，现在的村民喝水都是自己使用手动压水机，不要花钱的，如果换了自来水，费用可不能贵了，否则村民们不会要的。村干部说，也就收一块左右一个立方吧。对此，我只存疑。因为在走访外地的村庄时，我也见到过不少弃置不用的自来水管网，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试想，在有免费水喝的前提下，哪个村民希望多花钱呢?应该说，我家乡的村干部还是想干点实事的。他们对村里的卫生、休闲、文化等设施改造与重建，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景或规划。但怕就怕他们受了上级部门的瞎指挥，不征求村民的同意，干一些乡邻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是通过村民选举上来的，但这个选举更多的是掺了宗法宗族的势力，而且监督机制远不完备。目前，靠的还是个人的一点德行吧。但，只有德行，靠得住吗?
我的村庄比较大，有近两千人口，农田近两千亩，山林数千亩。面对如今盛行的卖地、卖山、卖树歪风，村干部一行把持得住吗?我心头不能不泛起“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忧思。
二
关于中国乡村，各人有各人的观照角度和愿望期许。
很多城市生、城市长的知识分子，研究三农、评判三农，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持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论坛时，来自某县县委的一个干部说到村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很是落后、急需教育时，听讲的一个出自河南农村的学者愤而站起，当堂责问：你们干部的素质就比他们好吗?我看还不如他们!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的也许都没错，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观点就不同。但在情绪上，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在当今中国，重要的不是教育人民，而是教育官员。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真正的民主应是自上而下的，哪有上面是专制的锅盖，而指望闷民主的熟饭呢?这样的熟饭不变味变馊才怪!这样的民主不被闷死才怪!就像小沈阳说的，你忽悠人可以，但不带这样忽悠人的!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觉得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国人最应该防范的几种心态是：
1.观光客心理。
国人拜改革开放所赐，腰包略微鼓了起来，于是旅游之风大兴。很多游客有这样的心理：希望看到更多原生态、原始状的风景，比如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边远山民的生活状态、乡村田园的自然样貌。走到一个地方，就希望有古老阴暗的民居，有破败不堪的古董，有曲里拐弯的小路，最好还要有衣着破旧的老人、辛苦劳作的农夫作为点缀。然后拍照、合影，吟诗、写游记。让他们留宿一两晚，则照片拍得更多，诗文写得更好。但若要他们从此留下来，做一个永住民，他们则是不***。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和闭塞，寂寞和冷清。那么将心比心，你需要舒适、富贵、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和不向往吗?你认为要保留、挽留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如果不是他们想保留、挽留的，你有什么好叹息好批评的呢?追求幸福，是每一个地球人的权利。在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村民也期待着革故鼎新，从此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享受国家正式公民的福利待遇，这有什么错呢?不能因为要照顾你的旅游你的拍摄你的写作，就让他们长期生活在看上去很美很诗意、实际上落后、清贫、辛劳的境遇中;也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文化人的所谓学术研究工作，而使另一部分人躲开现代化，仍旧生活在古代吧。
2.吊丧者心理。
几十年来，虽然城乡剪刀差依然严重，但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纵向比，乡村的进步指数、乡民的幸福指数显然有大幅度增长，试问儿辈、孙辈的生活感受，是不是都远远地强过父辈、爷辈;横向比，和中国城里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水准可能真的还不如农村，怪不得一些地方的农业户口比非农户口更受捧，一些有钱人也将房产投资的眼光落在乡村的土地上。当然，这一切变化，源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兑现，源于广大青壮年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赚得一些血汗钱，还由于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系列居住、饮食、环境、交通等方面的恶劣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略有啧言。我就有亲身体会：每次回乡，都会捎带一些母亲、岳母亲自耕种的蔬菜;每次吃着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余味不绝;看着亲邻们建造的宽大楼房，对比一下自己的套房，简直有蜗居之感。还有他们的悠闲，缓慢，也是我们上班一族颇为艳羡的。
但有一部分身居城市的人，眼光和思维总是停留在前几十年的光阴里，看到的总是残破的村庄、贫穷的村民，想到的总是无尽的哀伤、不绝的痛苦。我承认，农村的确还有残破、贫穷、哀伤、痛苦，但一定不是大面积的，不是主流的面貌，而他们往往喜欢选择性取材，用放大镜观察农村的弊病，用立体音响聆听农人的***，于是常发吊丧之痛，常写哀鸣之字。这些人往往喜欢舞文弄墨，遐想行吟，过度继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情怀。
当然，中国的乡村远未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比起英美日韩等国的乡村主义、乡村精神来，差距何止千万里。但我们不正在追赶吗?不正在建设吗?我们需要鼓舞，不需要吊丧;需要批评，不需要悲泣。
3.救世主心理。
中国人吃透了“救世主”的亏。远的不说，我们父辈眼里的救世主，就是那将天下打得一片血红的东方红老人，他真的救了国人救了世人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定论。
自从2000年湖北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后，三农问题就更加引发了朝野关注。的确，欲认识中国，必先认识中国的乡村;欲发展中国，必先发展中国的乡村。无他，只因中国是一大农业国也。无数有识之士都投入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中国乡村、拯救中国乡村的言论或行动中来。他们的心愿，或曰动机，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尚。著书、立说，捐款、捐物，建希望小学、做图书馆，宣传民主、发动选举……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的，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为之感动，为之眼湿。济弱扶倾，仁慈隐恻，人心向善，善莫大焉。但若据此高人一等，颐指气使，以为布施，居功自得，俨然一副救世主心理，那么这样的拯救不要也罢。
其实，乡村是有自救血统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有着厚实的伦理根基，长期稳定有序，建设有加。是近现代史上的所谓革命，所谓主义，将它颠覆破坏，盘根推移，而今元气大伤，人心不古。
说到乡村的自救，我们很多城市居民当会脸红气短。今年春节前后，广东陆丰乌坎村反腐游行，理性抗争，争选举自由，保自家权利，可谓震惊中外。谁说农民见识浅陋，贪图小利?谁说农民卑微如草，素质低下?还有那些在圈地运动中长年上访，对侵权行为坚决说不的无数村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称不上是英雄壮举吗?在这样一个羊恋上狼，狼欺负羊的时代，究竟谁更需要拯救?
乡村建设无须悲观。只要全能政府不再全能，撤出不必要的管理触须，还自由于民，假以时日，我们期许的乡土中国可复苏矣!
当然，这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的努力，抗争。
三
熊培云把故乡比做灵魂的庙宇，有故乡的人当心存敬畏。我心有戚戚焉。
网上读到浙江陈国明先生所作的七律一首：
清宵作梦到山乡，野菊花开特地香。
半亩寒塘鱼跃水，三间暖屋竹齐墙。
村头犬吠新来客，宅畔人喧旧晒场。
一觉醒时天露白，倚床枯坐忆亲娘。
哪里有亲娘，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故乡啊，祖国!
小学作文村庄里的故事【三】
在经历了三十年多改革开放这样深刻变革的时代，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有过村庄的回忆。要离开村庄，如今并不困难，背上一个行囊，北上或南下，就能够迅速地让村庄成为你的思念。但是，离开村庄的你，还回得去吗？
也许，你的村庄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群里，你的老屋早已推倒，成为一座新城的一角。总之，你住过的村庄已然不在。或者也许，你的村庄非常幸运地、依然青山绿水地耸立着，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城市生活的梦还能嫁接得上那里的十里稻香吗？你还能追寻得到乡村少年的足迹吗？现在的村庄还是你住过的村庄吗？
读熊培云先生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总是让我发出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追问，关于村庄的追问。也许，是因为我也有过在村庄里生活成长的经历，也有过几乎逃离般地离开村庄的历程。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一定有许多许多人。
就如熊培云先生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当农村源源不断地把生产资料送往城市的时候，城市的工业化得以提速，城市生活有了切实的保障，而农村却因资金贫乏、人才匮乏、政策限制，而呈现出一定的衰败和沦陷。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通过升学、入伍、进城打工的方式，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离开，就意味着可能没有前途，没有更美好的生活。
作为千千万万离开村庄中的一员，我承认，二十多年前，当我离开村庄，踏上城市、跨进工厂门槛的那一瞬，是多么欣喜，值得庆幸。但随之而生的，是我对村庄的无限牵挂，因为那里还生活着我的父母。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村庄已不是我的村庄，这不是我的错，因为，当我离开村庄的时候，我的田地就被其他村民“瓜分”了。只要户口从村里迁出，虽然是生于斯长于斯，但从法律意义上你已彻底不属于这个村庄了。城乡之间的楚河汉界就是如此分明。
造成这种诡异结局的原因，常常会直指那个阻碍城乡交流的户籍制度。好在，冰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到今天似乎有了消融的一天。社会的改良和变迁，并不像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那样立竿见影，总是在经历很长的努力后，才艰难地向前迈上一步。所以，我们对于村庄的期待，也不必那么悲观和失望。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的村庄大多看不到古树，也不见了小桥流水、鸡鸭成群、牧童横笛。可是，没有这些就不是村庄了吗？对于这些心怀念想没有问题，谁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村庄。但是，究竟是谁，还想保留着这样原生态的农村？如果出于对农村乡土历史的研究，这情有可原；出于对乡村旅游前景的考虑，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早年逃离乡村的人——如今的新兴的城市人，满足他们的怀乡之心，就要让这样的村庄长久地保持着她的原始模样，那就显得过于矫情或者是自私了。因为，经历过原生态农村生活的人，都会苦恼于在农村谋生的不易、出行的艰难，还有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糟糕。
谁人故乡不“沦陷”？也许真的是如此。但是，在“沦陷”的同时，是不是又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在生长？当我的村庄被拆得只剩下几户人家的时候，我也并不想坚守。因为新农村的建设更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出行更加便利，生活更加舒适，父母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会更加健康长寿。当年过古稀的父母也领到了社保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种种好处，我深切地感受到，如今村庄的变化，已不仅仅只是她的外形，还有影响人的内心的东西也在滋长，村庄里的人也显得更加自信了。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熊培云先生对他所住的小堡村以及类似中国村庄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他是一个建设型的学者，他在叙述着对村庄的依恋，也在用他的力量，试图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村庄的面貌。他在他的小县城建起了一座图书馆，以实现他的“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可以如熊培云先生那样，不管曾经以何种方式逃离村庄，今天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去回馈你的村庄，让她更加富足、文明，自由而富于理性。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人才、资源在农村只出不进的所谓“鱼笱效应”，通过反哺与回流，实现现代乡村的复兴。到那时，你住过的村庄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小学作文村庄里的故事【四】
春暖花开的季节，玩伴三三两两在田埂间追逐嬉闹，看那油菜花将大地装扮成一块芬芳柔软的绒毯，这是我对故乡儿时的记忆。时光流逝，如今我离开故乡在外求学。当我走向城市，城市也悄悄的吞噬着我的故乡。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作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所说：“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正所谓谁人故乡不沦陷。
《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小堡村的历史，描述了它的发展现状，介绍了宗族制度在农村中的重要性，谈到了农村行政组织的局限性，农村在不断的适应国家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痛苦和辛酸。
“又有几十人来到，有的人手拿盾牌，头戴钢盔，用推土机推进。”这是书中所描述的拆迁的一幕。原本宁静祥和的小村庄骤然间笼罩在“战时气氛”中。媒介发达的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各大媒体或报纸上看到类似消息。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正如《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书中所说：“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别人偷不走的土地，在特定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没了。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当农民在拆迁中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在抗争中又会被弱肉强食的剥夺生命权，或是受到威胁。一个国家的文明取决于对弱者的态度。尽管农民失去土地后会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失去了最大的财富——土地。而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他们又无法成为城市人，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另一方面城市的大门并未向他们敞开。这就像船即将沉没，而船上所有的乘客被禁止弃船逃生。
英国一位首相威廉皮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说穷人的房子可能很破旧，风雨飘摇，但是国王不能踏进，即公权力不能进入私领域，财产权对于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国的《物权法》同样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受侵犯。然而现实中的拆迁往往让那些手持农具的农民们感到无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土地更多的是出于无奈，若不是被逼至极，谁会选择以命相搏。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与农业息息相关，而农村作为这一切的摇篮，如今却在被以建设之名，配上一个“拆”字判处极刑。然而如作者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所述，不仅小堡村，中国的农村几乎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每个村庄都是如圆明园般珍贵。那里有代代相传的宗族文化，传统技艺，甚至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幸的是雨果笔下的两个强盗已不在中国存在，体现了弱肉强食的暴力却并没有在这土地上消失，消失的反倒是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和村庄，而这又往往被美其名曰“保护性拆迁”。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而农民正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是藏于泥土的一部分。”这是作者对农村在我国发展中的定位，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否发展经济就一定要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放眼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农业往往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如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却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如何提高我国的农业水平，为顶层设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重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提到的小岗村当年土改的智慧，使农民的农业生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这应当是发展者所关注的重点。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也应该合理规划，做好相关的辅助工作。只有在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户籍制度的壁垒，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农民意识到土体不是他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失去土地而无所依靠，社会和政府能够做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拆迁不会再如战争一般充满硝烟与鲜血。
城市化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终结。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们回到乡村的逆城市化是城市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正如作者所说：“没有乡村，城市就像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城市化与乡村并不对立，而应该城市化是乡村的复兴，政府如果能在城市化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乡村也可能对城市病的消除起到有效作用，如作者所说：“乡村可以分解城市的极端发展，避免它们膨胀成一个巨大的怪胎。”这可以从“北上广”等大城市如今所面临的城市问题可以看出，而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正说明了乡村才是人们的理想休憩之所。
无论城市生活如何流光溢彩，乡村才是我们的家，每年的春运便是最好的说明。那些工作在城市的人们，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回到乡村，这一切只是应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不在于我们有多大成就，而在于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流金岁月，我们终会回去，因为那是安顿灵魂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