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传播学史》是传播学发展历程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本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名誉。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杰斯,也是一位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十分著名的人物,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这本书是罗杰斯的得意之作,在这本书中,我了解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知道了那些对传播学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著名学者以及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书中,罗杰斯从达尔文、马克思等人的巨著开始讲起,一直讲到20世家60年代传播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为世人所接受,讲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讲述中,罗杰斯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展开的,我觉得这样更容易让人去了解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读完这本书,我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传播学史》第一章讲述的是施拉姆如何创建传播学的。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形成于1942年,当时正在处于二战时期,当时的统计局长和战时新闻局的工作为其传播学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一章还介绍了施拉姆的生平。读了这一章,我感觉到成功真的不容易,一个人要想成功往往要有渊博的学识,施拉姆就是具有历史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心理学学位博士学位,而且精通英国文学,这位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想成功还要有适当的环境和善于思考和研究的习惯。这本书当中很好的交代了当时施拉姆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传播学观点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读完第一章,让我觉得传播学的发展确
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的是学者们不懈的努力。
接下来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总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部分由古及今,由欧洲到美国,逐一介绍了那些对传播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大多接触过,但是所了解的并不多。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部分写的是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主要讲了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伟大的智者。由于他们都是欧洲人,而且对后世传播学的发展产生启蒙的影响,所以这一部分也就被称作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这三位智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三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对后世的学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过重的影响。而传播学的起源也正是从此而来。读了这一部分,不但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这三位伟人,也让我更使得知道了他们的学说,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尤其是达尔文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想他们的成功都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而成功者心中都会对自己的目标有一种执念,正是这种执念支撑着他们一直向前,最终取得成功。
第二部分是书的主体部分,也是讲述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中心,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时期许多学者涌入美国,这为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传播学的发展也是传播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部分中写到了许多对传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包括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也包括芝加哥学派等,这些学者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中的影响。书中对这些学者的生平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形成了大众传媒研究的模型、形成了符号论等等。而传播学四大先驱对传播学的发展更是影响重大,他们分别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福兰。书中不但对他们四人的生平作了介绍,对他们的理论成果也做了介绍和分析。另外书中还介绍了维纳的控制论和香浓的信息论。这些内容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这一部分作者用墨最多,对所写的学者也表述的最为详尽。读完这一部分我对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想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自己就能轻易完成的,一个人的成功往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与理论拉来启发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
读完这两部分,我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欧洲到美国,传播学经历了漫的发展史,经历了诸多学者的努力,传播学终于渐渐成型,而施拉姆就是传播学的创建者,第三部分主要讲的就是施拉姆创。
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这一部分较第一章讲得更为详尽,写出了施拉姆对传播学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读完这一部分,我对传播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有了整体的认识。我觉得施拉姆的成功与前面的诸多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施拉姆本人也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书中也提到了像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等学者。这一部分是书的结尾,读完之后,我觉得我对传播学的了解更加深了,同时也知道了自己的无知。
《传播学史》是传播学历史上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它讲述的是从无到有,传播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也详细记载了为传播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及其主要贡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本书,首先,这本书不难读懂,作者的内容安排的也很清晰,而且有一定的顺序。其次,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读完之后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传播学的知识。最后,这本书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写出来,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也更容易让人直观了解哪些著名的学者。所以,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罗杰斯是一位伟大的传播学者,他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一本好书。《传播学史》不但让我了解了传播学这门学科,也让我了解了罗杰斯,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成功者或者对某一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必须具备多方面条件,但是扎实的学问还是成功的基础。我想,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我还会继续去了解传播学,继续去了解《传播学史》当中提到的人物。我相信特们的研究问题的风格与方法也会为我的人生做导航,这也会让我更好的去学习,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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