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给我讲起了六十年代的故事,原来啊我奶奶的女儿也就是我姑妈,小时候有一次生日的时候吵着要一个玩具,而当时奶奶在供销社卖东西,月薪才十一元,工资少,哪有钱去买什么玩具啊,再说那时还没有卖玩具的店铺呢!奶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点子:用金黄的稻草和禾杆扎成一个娃娃,姑妈看到那得意的娃娃,开心得跳起来了!但是用稻草做的娃娃,很容易被摧毁!玩了不久,稻草娃娃就破烂不堪了,姑妈伤心地躲在一边哭了,奶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到了七十年代,奶奶的月薪涨到了三十几元了,奶奶始终惦记着要送个更好的娃娃给姑妈,那时有布了,奶奶便琢磨开始试着用布做娃娃,用一些烂布头做成娃娃的身,然后缝上黑线就做成了布娃娃的黑溜溜的眼睛,又从自己的头上剪下一大缕头发粘上,再用红线制成嘴巴,接着还用当时少之又少的的金线绑住娃娃的下身就做成了一个晴天娃娃,只要把嘴巴上的线往上或往下拉一拉,它就会笑也会哭,这些娃娃可以随姑妈自己的心情改变表情,多好玩!姑妈可神气啦,拿到伙伴那炫耀,虽然用布做的`娃娃没有用稻草做的娃娃那么容易被摧毁,但是玩久了又脏又不好洗,那些烂布还哗哗地掉了下来,到后来也很快无法玩下去了。
到了九十年代!我奶奶退休了,工资涨得更多了,家里还分到很多田地,生活水平一瞬间提高了许多!街上到处都是玩具店了,姑妈却不再需要玩偶娃娃了,但我奶奶依然喜欢到各式精品店买一些什么布绒的,塑胶的,玻璃的,陶瓷的各种各样的娃娃回家做摆设!那些玩偶娃娃精巧玲珑,五花八门、插上电有些会跳舞、有些会说话,还有些会向劳累了一天的我们打招呼呢……
看到奶奶一脸幸福的样子,我再看看我床前的会陪我说话的睡伴芭比娃娃,我想我真幸福啊!
讲完了故事,奶奶笑嘻嘻很满足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新时代把我们旧时代的梦想都实现了,而且科技那么发达,将来一定有更好更让人惊叹的玩偶娃娃!”
我家的布娃娃,不仅让我明白了旧时代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更让我明白了新时代祖国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禁由衷地说:祖国母亲啊你六十岁了,愿您永远多姿多彩和灿烂辉煌!
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玩偶之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娜拉和海尔茂是一对夫妻。一次海尔茂病危,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名借得了一笔款项,海尔茂转危为安。几年后,海尔茂升任银行经理,并准备裁退一个职员,没想到这个职员却正好是娜拉从前的借款人。职员以当年伪造签名的事来要挟娜拉,将此事写成信寄给海尔茂。海尔茂看到信后,恼羞成怒,痛斥娜拉让他面临身败名裂的险境。这时,职员却因遇到旧情人而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将借据退还给了海尔茂。正当海尔茂庆幸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娜拉却因看清楚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离家出走。
娜拉是个可爱的女子。她不再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生活,而是开始问:为什么要这样子生活?这是说人反思生计、习俗和信仰,和男权不是故意相对,碰巧的是当时的经济现状是男人的经济地位高,女人几乎无经济独立性,习俗中“当时没有任何事物比婚姻的契约更神圣”反之的,如果一个中国的男人按照约定俗成的样子娶妻生子,突然有一天问自己:这些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生活?最后他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梦想,决定离开家去追寻,也是同理,和女权主义是不是没有直接联系?突出强调男权和女权,矫枉过正,在实际的社会改革的操作中,更有号召力点,可能更好用点。虽然后果也会极端。
娜拉走出她的丈夫家门的那一刻,才是她成长的真正开始。娜拉之所以出走得那么坚决,以至于可以忍得舍弃她深爱的三个孩子的伤痛,是因为现实让她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同时也给她上了一课,她要做真正的自己,做独立的人而不是供别人消遣的“玩偶”,直到这时她才为自己所受到的委曲而感到伤心后诲,其中有他的父亲给她的,更多的是他的丈夫给她的。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她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在经济依赖于她的父亲中能是作为孩子的她,而不是作为一个成人的她。然而现实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出嫁后,她的丈夫海尔茂成了她的父亲在她的生活中位置的替代者,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她还是一个孩子,没有一丁点的社会经验,也就是说对社会没有一丁点的认识,还保持着孩子式的纯真和任性,不同的是她更懂事了。所以说她的出走才是她的成长的开始,从此她才真正地进入了成人世界,才走进了真正意义的社会上。我想她出走后首先面临便是经济上独立的问题。按照鲁迅的观点,她出走后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变坏,要么回到她的丈夫的身边。对于涉世未深的我来,还没有充分的经历和资本来反驳鲁迅的观点。也许在经历生活中风风雨雨这后,她会领悟到人心的险恶,社会的种种不测。她的丈夫已经给她上了第一课。而能够很好保护自己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人应拥有的本领,女人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弱势的女人更应该拥有这种本领,因为只有获得经济上独立、靠自己生存,她们才能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和对话的资本。相反,依赖于男人就为将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所以说娜拉的出走是明智的。
看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后,我觉得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性,在如此黑暗的社会中,她虽然没有任何地位,可是她在认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的面目后,选择了离开。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纪后半叶。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在1879年创作的戏剧,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显现,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在金钱面前的自私自利、虚伪的丑陋面目显露无疑。为了抢夺金钱,不顾友情、亲情、爱情,在他们眼中,金钱就是一切。这些资产者的丑陋行为在海尔茂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诠释,娜拉于他来说只是玩具,一件外表美丽,能逗他开心的玩具。当得知娜拉的行为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立即变了脸色,说娜拉是伪君子········。娜拉所做的都是为了救他,都是因为爱他,可是他全然不领情,不感激就算了,还说娜拉没资格教育孩子······,这一切就像在娜拉心口***一刀,他居然是这样一个伪君子,自己当了他的玩偶这么久却不知道,对他来说,娜拉只是一个玩偶,别的她什么都不是了,海尔茂忽略了娜拉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照顾孩子等等。或许应该说在当时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来说,妇女在家的劳动是她们必须做的,只有付出没有得收获。没有资格谈报酬,谈回报。海尔茂也不会在意到她的这些付出,他的意识里也没有对此思考过,男人在外面辛苦工作,妻子就有义务在家劳动,照顾孩子甚至没有理由去要求什么,也没有理由对他的安排说不。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我很欣赏娜拉的勇气,妇女应该有权力去选择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完全依赖别人。妇女要想在家庭中取得自己的地位,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要有独立的思想,妇女也要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才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
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捧起《每周一读》细细品位一番。其中,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每周一读》中选取了最后一幕――娜拉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做出离家出走的决定。以前就读过这部著作,如今又令我产生一些新的思考。
《玩偶之家》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玩偶之家》之所以成为各国戏剧舞台长演不衰的剧目,首先就是因为剧本提出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广泛性的社会问题。娜拉的出走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在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她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容易满足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她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妇人、小姐,追求不劳而获的靡烂生活,她不希望过寄生虫的生活。娜拉同情社会上的受害者、不幸者,乐观知足,热爱生活。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她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她的这一行动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阶级、社会、环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他们思索的人生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娜拉虽然离开了海尔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却逃脱不出那个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
《玩偶之家》这个剧本里,严格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为人称道。剧中没有传奇式的男女英雄,没有引人入胜的离奇情节,没有优美的诗的语言,表现的是起居之类日常的背后,作者却创造了一个极不平常的艺术境界。
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叫做《儿子的大玩偶》的书,它是作家黄春明写的小说。
这本书写了某小乡镇一位失业而又平凡而无一技之长的青年——坤树,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化装成小丑,身前身后挂着厚厚的广告牌,在烈日酷暑的街头游走、宣传。当坤树去掉化装的油彩时,小儿子竟不认识父亲了,被吓得哭闹起来。他无奈只好再化装成小丑,以赢得儿子的欢心。于是模仿日本的“三明治人”,打扮成小丑的模样,在烈日酷暑的街头游走、宣传。然而,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电影院决定不再采用“三明治人”的广告方式,而改用三轮车作宣传。
所幸,老伴仍愿意雇用坤树来踩三轮车宣传。正当坤树与老婆高兴着,从此不用再化妆成小丑的模样在街上走动,不必再遭到亲友的数落,与路人的鄙视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却不认得父亲坤树的面容,一见到坤树就嚎啕大哭。所以当坤树去掉化装的油彩时,小儿子竟不认识父亲了。原来,坤树每天一起来,就在脸上涂上浓浓的粉,打扮成小丑的模样,晚上回家的时候,小孩也早就入睡了,所以他从来没有看过坤树原来的模样。坤树于是再度拿起昔日化妆的粉末在脸上涂抹了起来,因为,他就像是儿子的大玩偶。
坤树他多可怜啊!为了生计,而打扮成小丑的模样,穿梭在大街小巷。可是从他的儿子出生后,他竟然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如果他假扮成小丑,小儿子就认为他是自己的大玩偶。所以,他无奈只好再化装成小丑,赢得自己儿子的欢心。
正如这本的名字一样,女主人公像个玩偶一样,摆布在父亲,此后是丈夫的手中。她一心一意的做着丈夫的小鸟,喜欢丈夫喜欢的一切,甚至冒着败坏名声的危险为丈夫借了一笔钱好给丈夫治病。而当事件败露时,身为丈夫的海尔茂却毅然的指责妻子。本是同甘共苦的时刻,而演变成为故事的高潮——女主人公娜拉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去过自己的生活。整个故事在事件败露以及男女主人公摊牌的时刻到达了高潮,作者在最后用娜拉的`出走,似乎宣誓着女性主义的奋起。
在我看来,娜拉的出走(转变来的有些突兀,仿佛一个沉睡了千年的人,突然惊醒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娜拉只是有些孩子气的宣布出走,并且不再相信奇迹。她并未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出走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位母亲,她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让娜拉在得知丈夫的真面目时,毅然作出的无可奈何的决定。
看完整个剧本,从爱情观的角度来看,海尔茂全心的爱着这位妻子,8年来,都像孩子一样的宠爱她。其中很多的对白,显示了一种大男子主义情结。或许像中国古代一样,封建制度造就了男尊女卑的地位,但是一个男性,能够如宠爱一个孩子般的宠爱自己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就是名誉的问题,一个男人把名誉看的比生命还要重要,海尔茂说:“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这多少与中国或日本的传统有些相似,我想这并不能归责于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吧。娜拉没有任何社会,只是用孩子般的心态与海尔茂相处,而海尔茂也乐意充当父亲的角色,替她安排一切。而故事的结局是娜拉指责海尔茂从未与她进行一场认真的交谈,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局,作者也并没有交待她的结局。用出走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的无情,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