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写长信大约是在高三的时候,也就是八年前了,那时候被限制用手机,书信里还保留着最后的情感记忆。情动的,茫然的,争执的,琐碎的,每每翻起,见字如晤。而现在,我们都退化到不费心思的只发微信短句寒暄聊天了。
好可惜,那些很真挚情感的表达方式仿佛在文化中断层了。接着我们会发现不知如何写信,快速的生活反而让人变得迟钝。
白岩松说,你有多久没谈心了?现代网络中,各种朋友圈,你可以跟很多人聊天,但却找不到人谈心。其实是一样的,谈心就像写信,只是不同时代为了真挚的交流采取的不同方式罢了。
但我们逐渐摒弃了这些。因为我们节奏快,因为我们不愿等待。
那样太可怕了。
我记得看《最好的时光》时候,最打动我的不是张震跑了好多个地方去找舒淇,而是最初他要去当兵前,到舒淇打工的台球室,对她欲言又止,直到店打烊他走了,不出一会又回来敲门板,对她说“我写信给你”。那种辗转,犹豫,情动的一刻,就是最好的时光。虽然放在今天用微信表白心动依然是会存在,但今天可能拒绝更快,因为缺乏等待。
当然也不仅限于情信,只做一比方,我们需要反思。
今天看了第一期《见字如面》,节目想法很好,请来几个名家念信,信念出来是对的,有的信婉转隽秀,有的信铿锵有力,有的信诙谐风趣,也有的信饱含深情。
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文采斐然,良工不示人以朴,王耀庆演绎也堪称本期最佳。
就情感而言,更触动于萧红的信,如果能让汤唯来读或许更好,她演的《黄金时代》让我觉得萧红就是她那个样子那个气质的。萧红写这封信时的年龄也都是与汤唯现在相仿的。感念于那句“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给忘了”,还有那句“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萧红的一生很短暂,充满了寒冷、苦闷与饥饿,但她的文字总是柔和、坚定也饱含希望,是她的伟大之处。
节目缺点是对信的解读太浮于表面,首先女主持人的功力不行,功课也没做足,其次女教授虽然学富五车,但俨然疏于揣测作者内心用意,解读略有偏颇。
《见字如面》也好,《朗读者》也罢,都在——读,这种读,是有声音的读,是有情感的读,也是有选择的读,选择语速、选择重音、选择声调,等等。这是节目的亮点,可能也是和正常读书最大的不同。
比如,电视节目节奏的推进是线性的,而读书则是可以跳跃的,甚至是可以停驻的、反复的、回旋的。比如读信,我不知道怎样的声音可以读出“意映卿卿如晤”,怎样的心情才能读出“少卿足下”,我不知道“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应该怎么表达,“我的良心就是你”应该怎么寻找重音。可是我知道,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每个人的体验可能都不一样。
如果把电视和读书比作两个人,那么,电视读书节目就是电视在亲吻读书。只是,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所以,像一些乐观者预计得那样,指望一两个电视节目来激发起国民的阅读风潮,改变目前的阅读现状,拯救日渐稀薄的读书,实在是一种天真的乐观。阅读的几乎带有宿命的衰落,远非一时一事所能改变。
再者,读书被现代媒介裹挟的固然是走在时代潮流中的尴尬,但媒介的弊端却不是影响国民阅读水平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谈到中国令人尴尬的国民阅读现状,有一组被经常引用的数据:中国年人均读书4.58本,和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相比,相距甚远。
这些国家,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都属于发达国家了,其国内的媒体不可谓不发达,其市场化、娱乐化的倾向,相比于国内来,不说高到哪里去,至少也不会低。实际上,国内的许多娱乐性综艺节目正是借鉴自这些发达国家的文娱市场。
但是,为何他们在一种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生态中,仍然能保持高水平的国民阅读状态。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中国古语说仓廪实知礼节,同时,从现代人类世界的国民阅读经验看来,也可以说一个,仓廪实而知诗书。良好的国民阅读习惯固然跟文化心理、公共文化服务有关,但另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人。
阅读是需要时间和闲暇的,若一国民众还处在一种大范围的疲于奔命状态,为基本的物质条件和保障殚精竭虑,要求他们多花些时间读书,终究显得强人所难。反过来,那些表现出很高国民阅读水平的国家,无不是经济条件较好、财富分配较佳的地方。人的生存境况与国民阅读之间,虽说不上严格的充分必要关系,但至少也是非常强的因果关系。
电视读书节目于国民阅读习惯的塑造固然有益,但根本之策仍是在电视之外,在宣教之外。欲解读书之愁,需解人民之困。
1950年,黄永玉和曹禺第一次见面是因为萧乾。当时,黄永玉从香港来到北京探望沈从文,正逢巴金到北京开会,萧乾就约着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一行人到北海喝茶,黄永玉一同参加。
1987年,张国立因主演话剧《朱莉小姐》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当时给他颁奖的就是曹禺曹公。对于这台剧目,曹公非常喜欢,之后还特意邀请张国立到他的家里畅叙戏剧艺术表演。那次,曹禺为张国立题写一幅条幅:“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20xx年,张国立得以在《见字如面》的舞台上再续与曹公的前缘,朗读他回黄永玉的信。因为他的精彩演绎,又得以被邀请到黄永玉家中做客,并又被大师赠与画作。一见到张国立,黄老就一迭声地说:“你特别像萧乾,无论是动作、神态、声音都特别像。”他还嘱咐张国立,不要浪费这先天条件,有机会一定要演下萧乾。
在黄老脱口而出“你特别像萧乾”时,冥冥中一个甲子的缘分闭合成了一个圆。这是这个节目无意中促成的特别美好的机缘,毫不刻意,又神来之笔水到渠成。导演和表演嘉宾都是娱乐市场大潮中善于停下来思考的人,谢谢他们,如此纯粹地诠释人们心中对人文关怀的日常需求,不鼓吹小众,不营销卖惨。是呀,在或远或近的时空中,寻找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本来就是人们应有的主流需求。市场不光要有尽兴的娱乐,也可以有温柔细语的感怀、有对文化本身的沉静思索。
喜欢这个岁末年初的美好相遇,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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