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不懂得滑冰,可是看到小区里的几个哥哥晚上经常在院子里滑冰,他们滑得很快呀!看起来就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那样轻松自如。我看着看着,觉得滑冰是件很容易的事,心想:他们能滑,我也一定能!于是我就叫爸爸给我买了一双溜冰鞋,心里美滋滋的。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冰鞋要滑,谁知刚站起来就摔了一跤,“哎哟!”可把我摔痛了,这时我才知道滑冰可没有那么容易。我揉了揉疼痛的地方,让爸爸妈妈一人在一边扶着我滑,慢慢地我就学会了站立;后来我开始自己慢慢地滑了起来,可滑得摇摇晃晃的,就像走在冰面上的小企鹅。
有一次,我去姐姐家玩,发现她也会滑冰,就请姐姐教我,姐姐爽快地说:“行,我教你,保证你不久就能学会!”
从那以后,我就跟着姐姐学,滑得一天比一天熟练。姐姐还每次在我摔倒的时候让我记住:双脚向前滑行时,要外八字走,眼睛要看前方,身子稍前倾,左脚用劲左蹬,右脚往右蹬。在姐姐的指导下,我再也没摔过,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滑冰,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每当我在溜冰场上看见大哥哥、大姐姐们穿着溜冰鞋,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溜冰时,我眼中总会流露出一种羡慕感:要是我会溜冰那就好了。但我,却只能站在一旁傻傻地看着……
终于在今年寒假,妈妈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答应我去学溜冰,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来到溜冰场,换上溜冰鞋,教练就开始给我们讲溜冰的要点:“身体要稍微向前,腿往下屈一点……我战战战兢兢地站在冰上,教练边说边做示范,可我却怎么也不敢挪出一步。教练看我是个新生的份上,便牵着我的手,让我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渐渐地,我可以自己在冰上走动,但速度还是不够。
接着,教练开始教我们怎样溜。“首先,把脚踏出一步,身子弯曲,注意……”教练不停地对我们说。我们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地照着教练说的去做。突然,我滑得太猛,“啪”的一声摔了个正着。我揉了揉摔疼的屁股,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这时,教练严肃地对我说:“这么胆小,怎么能学会呢?要鼓起你的勇气和信心,你一定可以学会溜冰的。”听了教练的话,我脸红了,心想:我一定要学会溜冰,不能半途而废,加油,我一定行!于是,我一骨碌爬起来,顾不了那疼痛的屁股,渐渐,我似乎找到了感觉,越溜越顺,越溜越大胆。这时,教练拍着手,说:“太棒了!你学会溜冰了”
“什么,我学会了?太好了!”我十分高兴,心里比喝了蜜还要甜。我心里想:是呀,无论要做什么事,都要有勇气,信心和耐心,不能半途而废。真可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现在,我已经可以在溜冰场上自由自在地溜冰,犹如一只轻盈的燕子在空中翱翔。不信?就来看看吧。
在这三年之后的重逢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媒体的宠儿,北川中学的学生郑海洋,全国知名人物,在灾难后成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词。坚强、执着、阳光……对这个因地震而失去双腿的男孩,媒体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成为震后重建过程中树立的无数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但当人问起他对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上某某体育学院”,再问为什么,他干脆地回答:“因为学校的某某书记对我最好了,老来看我,她答应让我上她们大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郑海洋也许正忙着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组织的慰问演出,忙着向镜头展现他最阳光的笑容。那时候电视机前的人们可以热泪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还有重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驱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后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仅以北川中学为例,作为一所震后不久就复课的中学,现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两批远方的来客。这不禁使人怀疑:北川中学是震后不久就复课的,还是直至今日都没有正式复课?从郑海洋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北川中学——不能说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退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恰就来源于好心人们过于泛滥的无私的帮助,这些持续三年并且愈演愈烈的的帮助为他们的逃避现实提供了理由。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只是一个趋势。但在北川中学这个微缩的窗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凸显。
汶川变散了。这就像一个久病的人,刚开始时积极配合治疗,遵医嘱要吃很多药,勤加锻炼,争取快速恢复机体的功能。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病有了起色,医生却仍不减药量,人就慢慢松懈了,对药物的依赖增强,也不经常锻炼了。久而久之,急性病变成慢性病,虽不危及生命,却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时有的医生往往会直接断药,人无药可依赖,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变散了。在刚震后形势严峻时汶川人众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汇成一股强大的内驱力,鞭策着人们去救援伤者、建设家园。当好心人们、慈善家们和爱心团体们反应过来,积极捐款捐物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外力的的确确推动了汶川建设的发展。但现在,三年后,我们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这股外力仍没有消失,而是由推力变成了阻力,它强烈地干扰了汶川人建设家园的内驱力。从郑海洋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众志成城地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汶川不见了,出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现了一个研究灾后心理阴影的心理学家们的实验室汶川,出现了一个好心人们展现自己博爱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现了一个带着阳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的招待所汶川。这里成了一个倾倒爱心的垃圾场。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这来,做忧虑状、做沉痛状、做饱含热泪同情状,于是捐款捐物慰问演出,当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动状、做放心状、做长舒一口气状,点着头,微微笑着,背着手踱着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对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被言论的潮流所裹挟,被所谓的“爱心”蒙蔽了双眼,就是以救灾为噱头,其实别有用心。
三年之后的汶川,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我们的目光也应穿透歌功颂德的言论,看到事件背后悄悄衍生的汶川问题。在媒体报道的浸泡中,在蜂拥而至的好心人们的簇拥下,汶川是永远谈不到建设的。我们要说,三年后的汶川很好,我们可以放手了。当某一年的五月十二号,没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没有人再去汶川慰问演出,没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汶川的人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
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一: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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