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家风是什么?一个家里的故事,一段家庭的记忆,都是家风,家风是中国家庭传统中一个重要的体现,也许有的家风相同,因为我们继承着同样的传统,有的家风不同,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角色。
在我家,家风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总是从爸爸妈妈平时的教育中体现出来,妈妈总说:“你长大了,以后不管走多远都要把家放在心里,不管在何处都要记得回家,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记得家是你永远的避风港,家里有爱你的我们。”爸爸说:“不管在哪里,都要懂礼貌,和睦相处,不能以下犯上,在外面要和在家里一样懂规矩,才能跟别人好好相处······
父母说的我时刻铭记在心,也会如他们所说的。
每个人对家风的记忆都不同,那么小伙伴们的家风是什么呢?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家风是一家的道德标准,如粮食一般,是一个家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我们家的家风是勤俭节约和守信。我从小就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要勤俭节约的过着每一天,爸爸妈妈从小就叫我要节约每一滴水和每一粒米,洗过米和菜的水,还有养鱼的水都可以浇花浇菜,都可以二次利用。吃饭时,不要剩饭,不要留下一滴米。不要乱花一分没有用的钱。
妈妈教育我要守信。记得有一个周末,妈妈答应我让我玩两个小时的电脑游戏。但是,我玩游戏超过了时间,而且撒了谎,妈妈很严肃地收起了电脑。因为我不守信用,妈妈下一次只让我玩半个小时的电脑。之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做人要守信用,不然长大后你到社会上是会很麻烦的!”
妈妈教会了我诚实守信,爸爸教我勤俭节约,这就是我家的家风。
《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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