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写作文【一】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说到翻译寻求语际的平衡，则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的。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乔治斯坦纳在第5章探讨诠释的运作时，就充分体现了语际平衡的思想。乔治斯坦纳认为在语义转换层面，翻译是最生动、最彻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译视为一个信任、攻占、吸纳、补偿的诠释过程，这反映的正是一种平衡的哲学［4］。在他看来，第一步的“信任”业已使我们失去重心，而在译者用其彻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进攻，罔顾后果地掠夺，最后满载而归的同时，我们彻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来，这诠释过程如果没有第4个阶段的话是“危险而不完全”的，诠释的活动必须给予补偿，而真正的补偿是通过交换和扳平而达成的。在诠释过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坏，译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补修饰原文，加入个人意见，也可能太少(他缩减原文，把不顺畅的部分删掉。原文的能量流进译文内，因而改变了原文、译文，又破坏了整个系统的和谐。尽管寻求平衡的过程冗长而迂回，真正的翻译仍会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译应务求‘借贷平衡’。而以补偿来恢复平衡是翻译工作和翻译道德的关键。进而他借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里的一般理论模式———社会架构通过语言、妇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个巧妙的平衡———进一步建构了翻译中的语际平衡模式。在他看来，忠实是个道德观念，同时也是个经济观念。翻译的忠实就是一种“平衡的忠实”，只有当译者/阐释者/读者竭尽所能，恢复各股力量之间的均衡，维持他在理解过程中已掠夺、破坏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忠实。再看一个圣经翻译的具体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译者之一。他在“现代译本圣经的平衡翻译哲学”(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现代译本圣经属于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译，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译，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关于怎样达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与平衡系统来说明，即A-B-C-D，分别指代准确(accuracy、华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庄严(dignity的英文单词首字母［5］。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译文语言的准确的同时不能牺牲语言的华美，追求语言的华美不能损害了意义的明晰，而追求意义的明晰更不能损害译文的庄重。这4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的平衡系统。不能因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项而牺牲了另外一项，而是要在整体上达到一种制约力的平衡。正是这种制约力的平衡使一种平衡或协调的译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进而指出，一个好的译本的出现是因为遵循了一种平衡的翻译哲学:既不多也不少，既不过分盲从又不过分自由发挥，既不过分现代与随便也不过于做作与刻板。简而言之，好的翻译就是避免走极端，而是达到一种平衡，能在最长的时期内吸引最多的读者。
如何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写作文【二】
感觉迟钝的人往往错过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但过于敏感的人又可能被伤害。因为感觉是靠心灵，思维是靠大脑，而太敏感的心灵是赤裸的，没有被呵护和包裹过，自然也容易受伤，我不愿心灵蒙上厚厚的痂皮，这样外界是接触不到你了，但你也感知不到外界。没有心灵的躯体岂不是行尸走肉？而装上盔甲的心灵则是把自己封囚禁起来。心灵没有自由，变不能呼吸。
我想来是个很重感觉的人，纵观我这些年大的走向，我人生的重大决定和选择，基本是“跟着感觉走”。大部分这样的决定虽然在许多外人眼里“不明智”，可我自己却觉得它顺乎自然，合乎本性。世上太多的事是没有人能真正说出正确与否的。
古罗马时期的哲人说的话：“倘若你懂得如何利用生命，那么一生的时间是够长的。”莎士比亚也曾说，错误常常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性格是命运的真正主宰”。中国人将“命”和“运”分开的说法：命是注定的，但运是可以改变的，承认命而不“认命”，可以使你的运改变。如果自己不想改变，那更多的机会也帮不了你。
摄影与文学、音乐不同，文学能无限制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有极大地自由度，并可以极其细微，极其深入和深刻；音乐能将人的各种情绪宣泄并发展到极为深远的境界，而且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感染力，它是纯感觉的东西，但也因此最容易打动人。这两者都是表现人的情绪感觉的最佳艺术媒介，但它们的画面性没有摄影所表现的那么清晰，那么直观，那么强烈。德语里有句俗话：“一千句话表达不清楚一个画面的内涵。”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正是在独立与依赖之间：在人格上独立，在情感上依赖。太独立的.女强人当然不可爱而且令人生畏；而过于依赖没有自我的女人天长日久可能会使人觉得乏味，甚至生出一种累赘感。
幸福是一种使二者平衡的游戏：我们已有的和我们想要的，即愿望和可能性之间的。如果愿望太高而没有可能达到它会使你感到不幸福，相反一切愿望都满足了的人，没有再想要的事，一切都有了，都达到了，可能感到更不幸福，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幸福的人是一个有远大目标同时不忘记自己是生活在现在的人；一个选择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性有挑战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成绩和社会承认感到骄傲的人；一个自尊、自爱、自由和自信的人；一个有社会交往也能享受人际关系的人；一个乐于助人并接受帮助的人；一个知道自己能承受痛苦和挫折的人；一个能从日常生活小事感到乐趣的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读到这些，我真的觉得我很接近于一个幸福的人了。
生活质量当然意味着一种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综合指数，但对我来说，精神方面的生活质量比物质方面重要很多，我是个在物质上非常容易满足而精神上不太容易满足的人，我赞成“物质上可以平民而精神上要做贵族”的主张。
我仍然是那个一意孤行，欲罢不能，永无休止地跑着的“小木克”，我跑得仍然很欢畅，很带劲，总在寻找新的刺激点，新的目标，新的路途，总有那么多东西吸引着我。我又像一个小蜘蛛似得编着一只一只新的网，编的专心投入，对周围环境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我想我的视野并不广，对大千世界许多事情不闻不问，知道的太少。但整天会编织那幻想的网，就像小蜘蛛，扑捉可能飞过来的一簇蒲公英的绒毛，也许是一片深红色的秋叶？
如何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写作文【三】
(InterculturalEquilibrium如果说语言层面上的纷争可以归结到“直译”与“意译”之争，那么从文化的层面上考虑，人们往往用“归化”和“异化”来区别翻译过程中是更贴近译语文化还是更贴近原语文化。正如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并指出:“如果说直译与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6］翻译的平衡观内隐着对“度”的把握和对“和谐”的追求。关于“度”的本体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的本体论》一书中对其作出了如下阐释:“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7］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与个人为目的，一般说来，做人做事就必须恰到好处。”过于归化和过于异化显然是违背“恰到好处”这一原则的。过于归化的译本抹***了语言形式本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失真，蒙蔽了读者;而过于异化的译本则容易导致“翻译腔”，无法和广大译文读者形成心灵的交流，在本土形成的影响有限，客观上阻碍了文化交流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综观文学翻译史，我们不难发现，译作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磨练的结果，也是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就林纾的翻译而言，虽然迄今为止对于其作品能否划入翻译文学还存在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如此“归化”的作品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第一扇通向异域文化的窗户，读者与原语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得以建立。此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本土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度和理解度逐步加深，本能地寻求“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异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渗透与传播，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平衡是一项技巧，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哲学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他是唯一主体，却不是抽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与原作者、原作、译文读者，甚至包括译文、译文环境等的复杂互动关系之中。”［8］如何在人本层面、语言层面及文化层面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还需要译者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翻译活动中二元式对立的思维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传译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根据来采取翻译策略。同时充分重视对话双方平等性、交往式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双方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真诚交流、联合互动。充分重视翻译活动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等可变因素。平衡哲学尽管不能解决所有具体的翻译困难、清除翻译障碍，但至少可为译者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帮助译者走出矛与盾的二元困境，结合具体情况创新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