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没有选择原著陈佐千老爷的大花园,于是没有绵绵的潮湿的雨,没有花和树,没有知更鸟,随着颂莲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青砖灰瓦的山西大院,四周都是高墙,镜头里始终见不到大片的天空,只在高墙之上,镜头的最边缘露出阴暗的一段来。影片也有更多的镜头展现院子的全貌,四方的,合拢的,是一座囚笼,有形无形中给人以逼咎和压迫之感。影片中大院全景镜头下,女人瘦弱的身影化作一点,竟是如此渺小与无力,于是,给人不可抗拒的宿命感。
踏过了封建家族高高的门槛,观众就和颂莲一样,再也出不去了,囚禁在冷色的砖瓦夹缝里,被锁在这阴森的深宅大院,即使踏上这座院子的最高处,也始终越不过那道院墙。
与冷色的院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影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红灯笼。屋檐下,桌旁,床上的天花板,红灯笼把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那么喜庆。一盏盏的红灯笼,在大院的屋檐下堂堂正正地照耀着,散发着一团团热烈的光,增强了仪式感。这座大院需要红灯笼,夜晚才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然而,红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在全景的镜头中,深蓝的院落背景衬着正统的红色,却显得更加鬼魅了。
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封建家族的老爷采用皇帝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类似“翻牌子”的规则。甚至,这套规则还包含了点灯,锤脚,点菜等一系列具体规则。可以说,影片以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法,将封建社会的风貌投射在陈家大院上。
红灯笼是这座封建大院的制度的象征之一。
颂莲在第一天入陈府的时候,为“点灯”的规矩而深感不习惯,窝在被子里说,“把灯关了”。后来,却也成为这深宅大院中为“大红灯笼”的明争暗斗的女人们之中的一个。想要在这座深锁的大院立足,就需要那盏明亮的火,那是束缚,也是渴望,是在这种被他人所操控的规则下的一种生存法则。
作为大院最底层的女人,雁儿的屋子里的红灯笼就是她赤裸的渴望。满屋子都被映得通红,红光照在人脸上,却更显现人脸色的苍白。与太太们被点灯的权利相比,她根本没有权利将渴望曝露。
可以被点灯,也就可以被封灯。作为太太,大院里的女人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灯笼的命运就是她们的命运,被点亮,就成为陈家老爷床上的工具,生活的附庸;被熄灭,就沉寂,就千方百计又小心翼翼地去争取一点立足的希望;被封灯,就永久地死寂在阴森的大院里了。
颂莲被封灯之后,整间屋子都萧索了。那些青黑的袋子,像是一座座红灯笼的墓碑,在它们本来的位置,代替了它们,像是陈家大院里压抑的灵魂。
被封灯之后,颂莲的衣服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多为青黑。影片中,颂莲的衣服颜色共发生两次变化。未入陈府时,白衣黑裙,是读过一年书的女学生装扮,入陈家之后换下了学生装束,穿上的依旧是一袭白衣。在得宠之后换上的皆是红色的华服,颇为浓丽。待到失宠后,则换上了青黑色的长衫裙,在封灯的四院里格外死气沉沉。
颂莲也曾一度从箱子里拿出那套学生时代的衣服,但是,它永远地属于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和倔强的灵魂一样,锁进行李箱里,总好过,那只一把火烧了的笛子。
不过,在这院子里,没有灵魂,无力掌控命运的人,到底算什么呢。
人,到底,算什么呢。
虽不似昴日鸡,爱花冠而终日理。人们喜欢美丽的头饰,喜欢帽子,倒也算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牙牙学语的娃娃若哭闹,买顶绒线帽子哭声就止住了;正值青春的姑娘受了挫,买顶漂亮帽子信心就回来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闷,买顶毛呢帽子心底就暖和了…
连高大的树冠算着,一切冠帽之中,我爱华丽的鸡冠,玉洁的冰封,同一顶盖在头上用处迥异的小帽。提起帽子,就会想起被团成一团的红色毛线,自己兴高采烈拆帽子的乐趣;就会想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曾被包裹的'脑袋;想起母亲微撇的双眉,同嘴角藏不住的一抹浅笑;小路上想起火又辣的太阳;医院拐角处想起过去担忧的自卑;在家中想起各式各样的小帽,冬天的毛线帽,夏天的鸭舌帽,草帽。真的,帽子的缘结的太多了,记忆里网着的就都是。
记得曾经的雪日,最期待的并非打雪仗,堆雪人,却是这一日能在上下学路上正大光明地扣一顶粉丝绒小帽又不被家长责罚。还未出家门,总能听到母亲的叮咛:“路上冷,戴了帽子去吧。”而后便见母亲笑盈盈携了帽子走出,戴在我毛茸茸的头上,再替我细细整理,抹去了挡住视线的碎发,才放我出家门。走在路上不管身子有多冷,脑袋上却总裹着一片暖意,似是顶了一个小太阳。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一直思慕着的。
犹忆去年秋天,我动了个手术。手术虽小,但要求剪去部分长发。我曾试着抗议,最终也因医生坚持妥协了。可惜剪了头发后终是难过,就一人在床前不语,目光略滞。母亲瞧见了,不知从何处变出一顶鸭舌帽戴在我头上,灵巧的手翻飞着,三两下把我的短发压入帽中,又找来镜子推给我看——镜中人发型利落,恰似少年。那一瞬只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此,在我十几度春秋中便已通过母亲收到数顶帽子,却未曾送出半个,怪哉!
几日前,无意间瞥见母亲在梳头,我悄悄窜去她身边,正看到她草草挽起了凌乱的发丝——其中竟夹杂着十几根白发!我愕然。许久之后,我又蹑手蹑脚跑去取了一顶贝雷帽回到母亲身后,轻轻为她戴好,一如儿时她对我一搬温柔。蓦地,母亲瞧见了我。你看,她正勾出浅浅笑容,我愿就是那其中的一份笑颜。
唉,壮,如今帽子越来越多,虽然颜色不一,款式各异,但深情几许,尽在送帽人的心意里。
电影虽然典型意象都并非源于原著,但是却基本保留了故事内核,展现出原著绝大部分样貌。但作为一个读者,觉得电影有两个地方属于情节上处理的不妥当之处。
一是关于大太太的儿子飞浦与颂莲的情感关系。小说里对飞浦和颂莲相处的场景有连贯的深入描绘,可以说飞浦是大院外新鲜气息的象征,寄托着颂莲朦胧的希望。但是在影片中飞浦与颂莲仅有两次交集,一次为颂莲见到飞浦夕阳下吹笛,第二次即已到两人喝酒,说话已颇为熟络,且颂莲的表现显得突兀,很不妥当。
二是,关于梅珊事发的情节,原著中与颂莲无关。颂莲与梅珊在原著中有些惺惺相惜之意,尤其是颂莲曾提示梅珊“你要小心“。在电影当中,颂莲酒后揭露梅珊的秘密,减淡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且为颂莲性格抹上负面色彩,令人难以接受。
至于颂莲形象的变化等诸多改变,我则皆理解为影片集中展现矛盾,开展故事情节的需要,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大红灯笼高高挂,无论是挂在江南水乡的大花园里还是山西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高挂的是什么,我们总看得清。
在电影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二太太的虚伪。其实,那里的人哪一个不虚伪呢?电影里面有这样一句:演戏演得好,骗人;演戏演得不好,骗自己。
什么样算虚伪?算演戏?应该说要看假到什么程度,什么境界了。现代心理学认为:如果不界定什么程度算虚伪,那么就可能会误以为每一个人都是虚伪的。可以想一下,我们在自己家里跟人前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才能被我们称为虚伪。我认为最主要的区分点就是动机,也就是说是为了害人还是单纯娱乐而演戏。如果是为了娱乐,或者说是一种艺术,演得越好我们就越应该赞赏、认可;可是如果是为了害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防了,而且会让我们很紧张,万一人家表演水平高,自己岂不是被害了。
动机是主要的区分点,但不是唯一的。(要是唯一的,说主要干什么)另外一点就是:假的很吗?或者是不真诚,或者是假大空。比如说到老师家里玩,肯定得守规矩了,到中午了,老师说:“来,吃点饭。”“我吃过了”“中午饭都吃过了?”“嗯”。其实呢,饿得很,这就是不太真诚了(不排除是太腼腆,害羞),把老师当外人。
哎,演戏也不容易!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