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体育项目,在学校文化教育中有着较强的价值功能,已受到国人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接受和认同,正在融人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之中。但是在当代学校武术文化传播中应客观评价其特征,加强其传承,促进武术运动的本土化教育,并把武术作为我国民族体育国际化的一个切人点,推动武术运动的国际化发展。
武术作为学校体育中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运动项目,根据中小学特点,有关部门应组织编写一些简单易学的武术动作,降低动作难度,通过武术教学不断总结和发现新的规律,改进和充实教学方法,转变观念,改变教学模式,注重武术对学生精神的培养,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武术精神联系起来,不同的区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当地特色的武术作为教材,注重教学内容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以促进武术文化在学校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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