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好手霜回来的路上,我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在那个乞讨者的身旁,围了一群不务正业的男青年,他们伸出手,拿走了铁盒里所有的钱!年轻的乞讨者的身子一颤,泪珠大颗大颗掉下来,在地上砸出了朵朵水花!这时,一个老年乞讨者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瓷碗,颤巍巍的走过来,他拿出瓷碗里仅剩的几张纸币和几个钢蹦儿,佝偻着身体,将钱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放进那个铁盒。地上的年轻人身子一颤,他抬起头来,看着那个和自己一样可怜的老人家,眼睛里的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脸颊不停的滚落下来。老人家拍拍年轻人的背,说:“去吧,孩子,去吃东西吧”。老者眼里满是慈爱,眉宇间流露出心疼的情感。年轻人的嘴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老人家已经被茫茫人海吞没了,只留下年轻人在原地发呆。他的身后,夕阳把他的`影子拉的很长很长……
目睹这一幕的我,好希望时空在那瞬间停止,只为能够更深刻的记下这个篇章!是的,几元钱并不多,但它能买个馒头填饱一个落难人的肚子!这个穷苦的老人家,冒着自己可能忍受饥饿的可能,把一顿饱餐拱手让人,这也是人间的一种真情和奉献啊!
我坚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到了第二天,我居然把带蜗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只好向别的同学借了。突然,我看见有一个同学带了很多很多只蜗牛,这时把我乐坏了。我赶紧跟同学说:“你能给我一只蜗牛吗?”同学爽快地说:“好的。”接着,他随手拿了一只蜗牛送给我。真是不敢相信,他送了我一只蜗牛!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但是到了中午时,蜗牛一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我没有注意到蜗牛在我脚底下,所以踩了下去。结果,蜗牛就这样死去了!我当时心里火辣辣的',怎么办呢!我只好到外面草丛里,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一只很小的蜗牛。
蜗牛被我不小心踩死了,想想太可怜了!早知道这样,我为什么不把它保护好,放在盒子里呢?有盒子的保护,就算踩到了,也有可能不会这样一下就踩死。我提醒自己,下次可要格外小心了。
可是当每一次的任性都被扣上了厚重的帽子,当任性也有了前提。自我勉励变成了冷嘲热讽,彰显独特竟转化为彰显优越。而这种优越并非后天修养却是与生俱来,有钱有貌,有闲,“任性”二字渐渐成为常人的不可企及。如此一来,变了味道的任性只消得表达羡慕,表达卑微的不满,甚至是对自身的消解与自嘲。
加了前提的任性非但不自由,反而成了一种限制。“有钱就是任性”在更多人的眼中表示的是“没钱就无法任性。”于是困厄竟变成了理所当然。因为任性有了前提,大千世界的.缤纷色彩,现实生活中温润透彻的人心,笔墨间纵情的挥洒,甚至是追求美的权利与自由,都被“无才无貌”挡在了门外,令人无福消受了。
任性不需要前提,任性更不需要枷锁。任性是无拘无束的做自己,鉴定执着的追求想要的生活。它或许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林语堂曾说“人生僻如一场滑稽剧,又是还是静观而微笑,胜于参与其中一份子。”一个温和慈祥的老者形象在我眼前赫然展现,人生如戏,我偏要静观微笑。这样的任性少了卑微无力,却多了些庄严持重,并且,不论怎么看,都是可亲又可爱的。它或许也是一种逆流而行的勇气与尊严。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女作家萧红的愿望不是去记录平型关大捷,也不是同仇敌忾民族危亡的悲伤,她只想寻一隅角落,写童年的趣事,写慈祥的祖父,写家乡的山河,但这温润笔峰中却暗藏着人性的悲凉,对人性回归的感念,世道人心的无知与慈祥。萧红的笔峰转而又转,任性的写下了时代的逆流,而这逆流,却是一个时代最最真实的写照。如此一来,任性也可能成为一种伟大。
任性不需要前提不代表任性可以为所欲为。任性应从人性出发,应以尊严为保障。任性更多地代表成为真实的自己,而非在他人是非面前指指点点,无理取闹。网络的世界和其宽广,有透透彻彻的善意也有恶意诽谤和谣言中伤,若是把一切为所欲为都归结于任性驱使,那么自由将变成不自由,上而观之,社会规则,人性尊严更将变淡。
希望有一天,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站在讲台上,口中流露不再是打拼与机遇这样的套话,他会说,我的成功归结于我不需要前提,坚定执着的任性。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也会自信而坚定地说,我的任性不在于有钱,有才,有貌,我的任性在于安于平凡,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由此,每个个体的价值都得以在不需前提的任性之下,回归自我,回归自由。
我国民国时期有一位女作家叫张爱玲。她是名门之后,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也有着超凡脱俗的背景。有着这样显赫身世的她,你知道被称为什么吗?她被称为“最超凡脱俗的凡人”。这八个字中体现了她成功的道路上并没有借助靠山,而是上万字的作品一字一字堆出来的!她的背景并不是她耀眼的法宝,而她的成功却让她的背景更加耀眼。
法国的小仲马也一样,他无疑是个成功的人。他是与他的`父亲大仲马齐名的,可很少有人把他们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与小仲马的成名作《茶花女》有关。
小仲马在写《茶花女》之前,也写过很多作品,但这些作品发出去后却四处碰壁。大仲马心疼地看着儿子,说:“也许你在稿件后面加上一句话:‘我是大仲马的儿子。’,情况就会好多了。”可小仲马拒绝了,他说:“我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当《茶花女》问世时,一位编辑发现寄稿地址与大仲马完全相同,但文风、笔名却与大仲马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他好奇地登门拜访了大仲马家,却发现这部旷世之作的作者竟是他名不见经传的儿子!编辑部他:“为什么不借你父亲之名成名呢?”他说:“那不是我,而是我父亲的儿子。”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也算是个“特权学生”——我的父亲认识校长。可是即使父亲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便利,我仍坚持“自己的路自己走”。我一直反感同学提起我父亲,然后得出了“我在班里横向比较起来很优越”的结论。得!“特权学生”的帽子扣在我头上了。
我开始拒绝爸爸给我提供的便利:迟到了就送我上学,跟老师讲几句就不受罚了;腿跌坏了,跟老师讲几句就放上来了。后来同学远远望见我爸爸就对我说:“张文思,你爸爸来了!”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特权又怎么了,不用权力照样也是正常人!渐渐地,我又回到了“普通学生“的行列,虽然身份下来了,但我仍不后悔,我一直靠自己的努力保持着优异的成绩。我用实力向大家做了证明:我不需要靠山!
成功不是靠背景,是靠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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