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各国会计研究史不难发现, 关于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讨论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前,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以会计假设作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会计界在研究会计理论过程中,经历了会计理论研究出发点由会计假设向会计目标的转。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到现在,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问题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从上述人们对会计理论起点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中看出, 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现阶段笔者认为,应该以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血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最近看了一本关于音乐理论的书,看看蛮有意思的。
很多概念是民乐的乐理中没有系统研究或记录的。很多人有这样一种错觉,就是绝对音高辨别能力比相对音高鉴别能力要更重要。事实上,比较音绝对高鉴别能力与相对音高鉴别能力就和比较苹果和橙子一样,是没什么意义的。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的辨别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但是却互补的技术,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达到的。 David Lucas Burge说过,绝对音高鉴别就和用眼睛分辨颜色一样,当听到一个音的时候,具有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不需要调音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音是什么。甚至有的人可以说出这个音是以什么频率的A作为标准音的(442,443,444……)。
经过观察,我发现,具有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以学西洋乐器的为主,尤其是学钢琴的。 而相对音高的鉴别,就是可以通过耳朵,听出音程关系,也就是说,具有相对音高鉴别能力的人不一定可以听出一个和弦里的每个音高,但是可以分辨出和弦的类型,比如说“大三和弦”一类。通常我们在调音的时候,调地一根弦主要是跟标准音对,第二根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听和第一根弦的音程关系来做调整,这就是相对音高鉴别的一个很常见的应用。 那么,两样技术怎么合作呢?简单来说,相对音高鉴别可以告诉你和弦的性质,而决对音高鉴别可以告诉你和弦具体的位置是什么。也许,有的人会有疑问,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绝对音高鉴别,不是可以很轻松地找出听到的音程关系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可以听出不同的音高,却分辨不出和弦的种类,和弦的类型与其说是一种乐理概念,更多是一种感觉。就好比我们学语言,笔画构成了一个个我们熟悉的字,就好像音符构成了我们熟悉的音程,可是字只有放在句子里才会有准确的含义,就好像和弦,只有在乐句里才有含义。 有的人认为绝对音高辨别比相对音高辨别更为重要和直接,事实上不然,音乐不是由单个的音符组成的,相对音高辨别能力可以让你在听到音乐的第一瞬间,分辨出音乐的旋律性。
以《无穷动》为例,能够辨别决对音高的人听《无穷动》会听到很多升升降降的音,而只能够辨别相对音高的人,可能会发现中间有些部分其实是一个转调。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一中经历,听一首歌,很好听,很喜欢,然后自己拉着玩,这是因为我们的相对音高辨别关系帮我们确定了旋律,但是当我们找到乐谱一看,似乎我们并没有找对调,这就是没有决对音高辨别能力的缺点了。
这两种能力,听起来很高深,但是都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的。
渐渐地,发现《弦理论》虽然没有一句关于人生哲理的话,却不只给我带来了物理知识的熏陶,更给我带了人生的启迪,是我明智。而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七章讲述的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和超对称。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一大希望是它可能会发现超对称。超对称是使超弦理论平衡下来的对称性,它通过切除快子使快子问题迎刃而解。超对称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额外维度。我们将这个额外维度称为费米维度。正常的维度都可以用数字来度量,而超对称必须用反对易数来度量。而超对称的发现才能证实弦论走的路没走错,可超对称的发现还在一个遥远的等待中。
以前的我一直认为弦论走的路不会错,可现在我想弦论的路难道真得没错吗?不禁联想起生活,转而又迎来了这个问题,我走的道路真得没错吗?这个问题盘桓于我的脑海之中,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之路。生命之路,是条未知的路,终点不知在何方。但我想虽然命运有很多因素是不可控的,但我想命运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手中紧握着控制命运的绳子。那条绳子是选择。命运这辆火车开多快我们无法决定,而我们却能决定它驶向哪里。命运的火车是驶向繁华的都市,是驶向恬适的田园,是驶向黑暗的绝望深渊,还是驶向光明的成功彼岸。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选择。
三毛的上吊,海子的卧轨,顾城的***妻。这是文人脆弱的心破碎后的选择。陶渊明的采菊东篱,陶弘景的独自怡悦,林逋的梅妻鹤子。这是诗人厌倦了广场沉浮后的决定。周勃的绝食,屈原的投江,项羽的自刎。这是因为尊严而做出的决定。
而我呢,我生命之路的决定又该是什么呢?我茫然。至少现在的我选错了道路。以前的我总在游戏人生和严肃对待生活的岔路口前徘徊,最后却还是选了游戏人生的路。我,仗着成绩还马马虎虎,就上课时恣意妄为,随便插嘴以抒发自己的观点,下课时无法无天,追逐打闹玩各种危险游戏。有一次老师因我上课插嘴讲了好久自己的观点而忍无可忍,找我谈了话,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甚至看得出来老师极力的遏制。你有没有考虑过的感受?我人生的道路真的选对了吗,我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呢。虽然这句话给那是的我带来了一丝心灵的触动,却很快被我弃在了时空的长河。直至今日,这句话才被我重新拾起。
路选好了吗?路选得正确吗?真得决定要出发了吗?出发前请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问完后如果得到的都是斩钉截铁般肯定的答案。那么,请出发吧,不必苛求,无愧自己,无愧他人,这些也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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