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思,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个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的问题。信使事物简单,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毋需多言。思则要运用理智和,思虽不等于不信,但思对信本身就是一种诘问。
作为一个作家,沈从文陷入了信与思的深深矛盾之中。毫无疑问,他想要顺从时代,想要坚信,但他又不自觉地思考这股浪潮,思考他想信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就难免与他所信的产生冲突。毕竟,信仰容不得怀疑,而怀疑是思考的源泉。
而另一端,那个时代的受众们,明显更倾向于信。他们狂热地相信,因信仰是简单明了的,也是有力的。当然,这不只是那个时代的弊端,我们今日也同样如此,我们依旧不得不羞愧地说:确实,盲目的叫喊声比什么思辨的话语都叫得更响,并不是思考有错,也并不是思考使人软弱,而是人们无法接受他们需要反复认知事物的事实,但非黑即白的信仰能给人一种似乎绝对正确的勇气。
作家不是政治家。一个再冷静思考的政治家也知道他的事业需要狂热的支持者,因为“想要在房子里开个窗户就要有拆掉一堵墙的准备”。坚定的狂热主义者是政治运动的\'催化剂。
作家不是教主。任何一个教主,都偏爱狂信徒远甚动摇不定者。教主们的话是信众的玉圭,信众们需要的只是仔细听,并理解教主的意思。
但某种意义上作家是天然的政治家与教主。只要他们的作品仍在被翻阅,必然会有接受作家思维的受众群体存在。曾经由思考得出的,又成了另一种信仰。
王鼎钧说:“愚者言而智者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智者言而愚者择”。愚者该如何判断智者的话呢?是真是假,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毒的真相?
我们固然看见了愚民对智者的暴行,但也同样知道智者对愚者的欺诈。圣母招炮灰,英雄收小弟,领袖养打手,愿意相信他人的愚者往往受到更多伤害。用嘴炮说服,用理念吸引,用许诺诱惑,智者控制着愚者却又难以被发现。智愚相欺,我不知道这何时是个尽头!
但信与思,本就对立而统一。思考者需要信仰者,信仰者也同样需要一个能被信仰之人。愚者,智者之资,智者,愚者之师,也能说得通。
而沈从文的痛苦在哪呢?他想要纯文学,但世上没有纯粹的文学,他崇尚真善美,但真善美也只是社会生活中的次生概念,谈何纯粹?他想与时代不相伤,但作家的工作就是说话,而“再小的石子也能激起涟漪”,他只好溺心于历史,毕竟历史学唯一要求的是真实。
再看我们这个时代,信与思的问题也愈发激烈,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提供了互联网般巨大的平台。古往今来所有的教主、哲人、政治家在同一个大广场上相遇,他们的声音借后人之口激辩。当然,我无意于贬低信仰,因为信仰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但是信什么,怎么信,又一下子把“信仰者”分出高下来了,没有思考,就只是盲从。
总之,若要信,不如从思开头,或许能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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