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架起两岸三地民间桥梁,南平将着力推动朱子文化建设。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朱熹在福建南平留下诸多印记: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的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的地方;建阳市小湖镇葛墩村,弯弯山路边有座朱源寺,相传因朱熹在此住过一夜而得名。建阳考亭村,朱熹晚年定居于此,并在考亭书院讲学,考亭书院门口那立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的石牌坊尚存完好;武夷山兴贤书院保存下来的当年的四个砖雕汉字“洙泗心源”……
武夷山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已十几年,可朱子文化品牌依旧深藏闺中。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先后三次对朱子文化建设作出批示,省长苏树林表示要将朱子文化打造成福建省第一文化品牌。
参会的政协委员李子在提案中建议,未来设定“敬师礼”、“朱子文化节”;策划“朱子之路”、“朱子生平寻踪游”;开发“朱子家酒”、“五夫莲”、“文公宴”等,并动员海内外朱子宗亲积极参与朱子文化建设。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10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诗述说了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试问,我能有这种不怕挨饿,吃苦和风吹日晒的精神呢?我想我应该向红军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红军”二字的红排在首位,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如鲜血般的红色,那种张扬,那种即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坚持走完长征路的信念。而排在第二的军字,就是代表着军人的精神,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它就像沙漠中的白杨有着笔直的树干,没有多余的分枝,它的根深深的扎在地底下为自己摄取所需要的水分,无论地底下的水源离它的根有多远,它都会竭尽所能的将根伸向水源,这种行为正体现了军人的品质。我最常听到奶奶和我说红军长征的故事,她说红军在长征途中,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而挨饿,当他们饿急了的时候,他们会去挖野菜,草根,树皮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还有敌军的围追堵截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当时敌军派了几十万大军在我军前方堵住我军去路,后面又有敌军在穷追不舍,左右拦截。红军一边抵挡着敌军的攻势,一边找到敌军薄弱的地方,硬生生将敌军的包围圈撕出一个裂口,踏着无数不知敌我的尸体,冲出包围。其实红军的困难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如缺医少药,疲劳困乏,伤病困扰等。
我们现在的教育条件这么好,生活又富裕,如果我们还不认真学习的话,又怎能对的起在长征路途中牺牲的红军将士们!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质。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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