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看了题目,你会以为我哥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变脸人吧。对!我的哥哥决对是一个变脸人。
那一天早上,爸爸对我和哥哥说:“过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东莞看电影,再打一会儿游戏机,最后去吃烤肉!”哇!话音刚落,哥哥的脸360度大转变,变成了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简直看不出他刚刚那副无所事事病恹恹的样子。一路上,哥哥开心的不得了。不过这也难怪,因为最近我家最近闹“禁止电视,电脑的死亡禁止令”儿童版,所以,这次去打游戏机哥哥是开心过头了。
第二天,哥哥还想去打游戏机,就去问爸爸:“爸爸,今天可不可以再去打游戏机啊?”“不可以啊!我和***妈说好了,今天带你们去松山湖去学习踩单车啊!”啊?哥哥心里苦笑一声,脸也因这心理而再次360度大转变,变的愁眉苦脸的。真是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一路上,哥哥恨不得下车,飞奔回家。可是,在松山湖学单车时,哥哥的摔跤,起身不知做了多少次,终于学会了单车,哈!他得意的很,一口气冲回停车场,再那饶了几个来回,他一脸的得意。
这就是我哥哥的拿手好戏——变脸!
今天我起来刷牙就看到爸爸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以前活泼,机灵的爸爸今天怎么变成了“木头人”呢?他可是很少这么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的,好奇心使我想马上揭开这个秘密。
开始行动了。我叫一声:“爸爸,有人偷看电视啦!”咦,怎么没有没反应?他还是聚精会神于盯着电视屏幕,张开型”O”的嘴巴,一动也不动,怕它飞跑走一样。我又加大音量叫了一声:“爸爸,你在做什么?看得这么入神。”爸爸还是没反应。这么回事,看样子也不像是生气?难道……我赶紧去叫妈妈来看。妈妈来了,摸摸爸爸的额头,正要说话,爸爸说话了:“我正在思考问题。”哦,原来是这样,吓了我一跳,我不由地嘀咕:真是个“木头爸爸”。
我还记得,他岀去办事时有时就晚回来,家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担心他出什么意外给他拼命打电话,但任凭你打多少个电话给他都不接。只有等他把事情做完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听到我们的责问,他振振有词:不接电话自然有我的理由,你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打电话了。这些都是“木头”才能做的事情。
其实爸爸挺辛苦,为了我能在东华学校安心学习,及家人生活过得好一些,他任劳任怨工作,在我们面前也从来不提工作的辛苦。记得有一次,我发现爸爸手受伤了,还流着血,我心痛地问他是怎样弄伤的。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只要你好好学习就可以了。这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困惑不解。后来我从一位叔叔口中听到,爸爸为了即节约一点工钱及时间,他亲手卸货,不小心弄伤的。
这就是我的“木头爸爸”。
我有一个十分调皮的弟弟。淡淡的眉毛,水灵灵的大眼睛,樱桃小嘴般的小嘴,这就是我的弟弟——洪奕博。
说他调皮,他能担上“调皮大王”的荣誉。
早上起床,那可是一个噩梦。一大清早哇了哇了叫个不停,把我从美好的梦中惊醒。我见他站了起来,把舅妈的被子掀开,害舅妈抖了不少功夫。
中午吃饭是弟弟最乖的时候,舅舅把饭端了出来,奶奶拿起汤勺喂弟弟吃饭。可弟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把奶奶喂得饭都给吐了出来,弟弟真不能让人安心。
晚上弟弟要睡觉了,舅妈叫我管好弟弟她去泡奶粉。等舅妈走后弟弟便发狂了——自己往棉被里一钻,再一卷把自己困在里面,我好不容易才把弟弟“救”出来,他又在弄我的棉被了,只见他把我的棉被推下床去,就有了一大片地方,他就在那一大片的地方耍杂技。
你说我这个弟弟调皮吗?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30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们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们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做“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16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高三那年,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父亲一位同事的办公室里上自习。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猜出了开机密码——是他女儿的名字。这导致整个高三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玩电脑上。]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18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做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哎!说起我那个在上二年级的表弟,我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可是个“粗心鬼”。
看吧!他在书房那里认真地写口算题。我们都没叫他去做作业,他还是挺自觉勤奋的嘛。
不过一会儿,表弟兴奋地大喊一声:“耶!我写完口算了!我可以看电视了。”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他就三步并着两步跑到电视前拿起遥控器了。他做作业的效率真的有那么高?我不信,他可是个粗心鬼啊。我走进书房拿起表弟的口算题随便一看。嘿!表弟果真粗心。瞧,他那道5-0=多少。等于“0”!太粗心了吧?但下面一题是:5÷0=0。这一题又对了!难道他把这两道都看成是5÷0=0吗?
这已经够粗心了,下面的更是粗心!
我又看见一道口算:“14-6=10”。这也错的太离谱了吧。5-0=0,这可以说把减号看成除号,还好。但是,14-6=10。这根本就是胡乱写的吧!我看这全是源于“粗心”。
你看,我说他是粗心的表弟吧,是名副其实的吧。我们把表弟笑到脸都红了。
老师点评:通过具体的事例表现表弟的粗心,一个做作业不认真的“小马虎”样子出现在我们眼前。两道题就是具体的例子,写得不错,这就是以具体的事例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不过表弟的知道错后的表现没写出来,让人感到表弟还有很多的特点藏起来,看了不尽兴。要是将你告诉表弟错题时他的神情、动作及语言写出来,就更具体了。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