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有关的作文【一】
今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五，是中国一代儒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当天，来自韩国、日本、台湾及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首朱熹曾长期生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武夷山市，探究朱子文化对于东亚文明的影响力。
“在中华文化中，朱子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朱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首先表示，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现今道德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宝库，血脉相承的两岸同胞更应在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则指出，朱子文化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切。“前几个月我带了一些台湾学生到武夷山重走朱子路，很多学生虽然是第一次到大陆，但是他们跟大陆同胞没有隔阂，一路走一路探讨朱子文化，彼此增加了解、增进感情。”
世界朱氏联合会会长、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朱茂男说道：“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两岸在共同弘扬和传承朱子文化的同时，也为两岸交流交往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朱茂男认为，“理一分特、求同存异”的朱子思想是两岸现今必学的课题，也是不变的真理。
朱熹是是中国南宋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倡导的“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的家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家教庭训的懿范，并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朱熹为朱子，他对后世影响的言行诗文的文化称为朱子文化。
朱子文化有关的作文【二】
为弘扬传统文化，宣传国学思想，武夷书院讲坛2日在福建武夷山正式启动。历史记载，武夷书院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
根据规划，武夷书院讲坛每年举行六讲，邀请海内外朱子文化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同时，武夷山正着手加快修复一批书院，将其打造为普及朱子文化、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平台。
朱文公第二十九世裔孙、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表示，在中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朱子文化正迎来多重机遇，将会促进中华文化海内外的传播和交流。
武夷山市官方还披露，将实施朱子文化建设“五项工程”，建立朱子遗迹遗存数据库，对五夫镇、风景名胜区等重点区域朱子文化遗产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修复;适时提升一批文化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格。
作为东亚文明的象征，朱子学传入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区后，至今影响深远。在对外交流方面，武夷山将推动朱子文化对外交流，配合举办“朱子之路”研习营、海峡论坛配套活动等对台对外朱子文化交流活动。
朱子文化有关的作文【三】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朱子文化有关的作文【四】
我对朱熹的认识缘自鲁迅。鲁迅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良心”和“中国的希望”，以启蒙为己任的鲁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其中就包括我。客观上讲，从汉武帝到宋理宗，这一千多年是董仲舒的儒学时代。董仲舒倡导的汉代经学，已经偏离了儒学的原教旨，加进很多汉代人特有的迷信。千年的世事沧桑，到了南宋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汉代经学已经是破屋漏雨、破船漏水，无法自圆其说了。朱熹的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红火了几百年。中间虽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几番较量后，还是理学占了上风。到了清末民初，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气蒙了的文化人，开始反思。先是龚自清，后是谭嗣同，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君。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朱熹的理学盛行，国民性孱弱不堪、奴性十足，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血性、没有狼性的彬彬君子。鲁迅有名的理学“吃人”说，就如此深刻地印在我这一代人的思想中。至于朱熹的理学本身究竟为何物，一般人其实并不懂得。文革中的批孔闹剧最滑天下之大稽，说它上承五四精神吧，却闭口不谈科学与民主;说它下开思想自由之先河吧，却对钳制自由思想的法家推崇备至。这笔糊涂账还没有算清，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们就高举启蒙大旗，发起又一轮声讨封建、其实是声讨朱熹理学的思想战争。这场思想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年轻一代(相对李泽厚先生而言以新批判主义为大本营，以启蒙为己任，继承着鲁迅，批判的锋芒依然直指朱熹理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思想之芒》，简述过论战的情况。我曾经是鲁迅的崇拜者，是李泽厚的崇拜者，是新批判主义的拥趸者，我的许多文章都对朱熹理学大加挞伐。说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认真读朱熹先生的原著，所有的观点都是时代教给我的，所有引用的朱熹的话，都是被精心挑出来供批判用的材料。及待我读了朱熹的原著，方知在很多方面误解了朱熹。朱熹理学的真理程度且不论，起码，一百多年来的民之疲弱、国之外侮，不应归咎于它。它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许还是中国未来思想大厦的椽檁和砖石。
朱熹理学，顾名思义，“理”在朱熹的哲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理”呢?朱熹认为，万物有万理，万理加起来就是“太极”。很有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开天辟地之前，“理”已经先天存在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见《朱子语类》“气”在朱熹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朱熹认为“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气”好像是“理”赖以存在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真理是以物质运动为前提的，没有物质的运动，也就没有真理。实际上朱熹已经摸到客观真理的门口，与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朱熹到了这里就止步了，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也就是说先有意识的“理”而后有物质的“气”。前边说理、气之序无先后，后边又说理在先，气在后。反映了朱熹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无法自圆其说时就用“相似”二字来搪塞。这一“相似”，就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相似”到唯心主义的阵营。朱熹是一个熟练的佛学家，他把佛学中精巧细致的思辨用于哲学的论述，较之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有系统性。这样的哲学思想显然不会在大众中流行，不会产生国弱民疲的后果。受人诟病最多的是朱熹世俗的儒学教化。他认为儒学的精华不仅在“五经”之中，更体现在“四书”里边，而汉代的经学不以“四书”为念。经过他重新解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理学的经典。用以克服颓废的魏晋风度、改变唐代的尊卑失调，纠正南宋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朱熹希望建立一个周密的、有秩序、有效率、符合人伦道德的社会。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君臣同心，抗击外族的侵略，才能担负起国家救亡的任务。他专门为青少年编著了《小学集注》，教导他们如何遵守秩序、修身齐家，非如此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收复北方山河的重担。他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期望从儿童起就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的习惯。如穿衣要整洁，说话要和气，读书要耐心，吃饭要慢咽，待人要持敬，做事有涵养，做人莫放纵等等。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由于朱熹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投降、主张武力收复国土的主战派，他要人们“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寇”，所以投降派们视朱熹为敌，视朱熹的理学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遗祸于世”的“伪学”。投降派还企图从人品上搞臭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霸占友人财产、引诱尼姑当小妾的“罪状”，逼得朱熹不得不向宋宁宗认罪，违心承认自己“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逼得朱熹的学生们或隐居山林，或改换门庭，或放荡勾栏，即使如此，还是被当局罗织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庆元六年，朱熹在失望与苦闷中离开他挚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理论上构建的新社会理想，注定在南宋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朝代无法实现。
朱熹理学走上神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盛世尊孔的需要。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追求的最高目的是周礼。周礼是一种秩序，即在尊卑有序的前提下，社会各个阶层都温情脉脉地谨守本分。上无苛政之疾，下无造反之心。理学没有动摇孔学“礼”的根本目的，但是把长幼尊卑秩序纳入礼的范畴，并把它说成是天理，而个人的***是无穷的，不能放纵，只能克制，否则人欲横流，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就是朱熹著名的论断：“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都乐于看到的景象。元、明、清三朝，都把理学奉为治民的不二法门，也就不奇怪了。二是把理学极端化。封建统治有个特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高度专制。理学既然有此治民的功效，元仁宗时代就规定，科举题目就在“四书”中，答案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其他思想都是异端，必欲铲除而后快。明代末年有个叫李贽的向理学发起挑战，最后死在监狱。理学的负面作用由此而始，鲁迅没有错，问题出在政治家对思想成果的操弄。只说半句真话等于撒谎，强调真理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否定真理。
在人类文明的灿烂原野上，思想是最自由的花朵，就像春有桃、夏有荷、秋有菊、冬有梅一样，强制要求“我花开后百花煞”，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一花谢”。思想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漩涡、浪花、激流使得河水生生不息，一旦河水停止了流动，再清的河水也会死寂。理学被封建政治极端化、单一化的结局只能导致理学的衰落。理学是为那个特定时代量身定做的思想。试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却要求它观照清代的现实，岂非刻舟求剑?这不能责怪朱熹先生，甚至也不能责怪理学本身。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能责怪奥古斯丁一样。就像希特勒发动二战不能责怪尼采一样。就像东欧解体不能责怪马克思一样。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时代背景，离开这个背景，思想就不能适应，需要进化、修正甚至解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万世的思想。
朱子文化有关的作文【五】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