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阅读方法指导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学习者阅读品位的培养。为此,一般要让学习者明了好文章的标准在文质兼美,浮华的文风是要不得的。孟子认为,写文章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风骨的重要性:《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文心雕龙·风骨》)以此来批判六朝绮靡的文风。到唐代,文学家高张复古的大旗,重振风骨兴寄的文学传统,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旗帜鲜明的反对六朝采丽竞繁的不良作风,提倡风骨兴寄的积极态度。此后,李白也在诗中表示:绮丽不足珍,垂衣贵清真(《古风》);白居易也说,文章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白居易集·论文章》)。
对于文章创作表达真情实感、文章阅读致力于体谅作者的思想感情,古代学者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前所述,孟子曾经提出知人论世的主张;刘勰进一步提出,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因此,以文章为载体的人与人的交流,做到知音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对此,柳宗元也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故而他说知文甚难。这样,就要求读书人深入、合理的进行阅读活动,勿怪,勿杂,勿务速显。
另一方面,历代学者通过不断总结创作和阅读的经验,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章风格、作者才情的标准。例如,王昌龄曾强调诗文应该富于情境和意境,应该趣、理、势三方面并进;白居易则提出,诗文要以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为标准,这样作品才会丰满。而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则应该全面把握文章的内容,充分体验文章各方面的特点和风格。
不禁想到了韩非子的一句“世异则事异”,他认为,上古之推德礼教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世需要,便把儒士礼乐化为祸害。而此后秦王朝在法家的指导思想下灭六国,缔造大一统,似乎也不幸地印证了韩非子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论断。但我们在高呼君子之礼不再前,要警觉到,法儒的终极目的不正是国泰民安,无内忧外患吗?要使人民生活幸福,和平年代自然应休养生息,提倡古之风尚,宽政治国;在强盗都招摇过市的乱世之年,只能选择一种强权的办法惩恶扬善。这正是时代不同现实情况不同在一个统一的
目的——强国安民的指导下采取的不同形式罢了。是故世易事异,追求理想国的信仰无异。
我们当代人所学的科学史中,无不会提到一位先人——亚里士多德。遗憾的是,我们每次介绍他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批判他看似荒谬的理论。这部“百科全书”说:重的'物体下落快。一个初中生就能毫不费力地用归谬法把它。我们甚至花一整节课讨论多种方法证明“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把这位圣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其实,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几乎没有几个至今仍旧正确的。
可是,在那节讨论课上,我们批判它,却没有人嘲笑他。嘲笑古人的愚昧,理论的不着边际。因为某个角度,我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条线叫求真。出于对未知的好奇,真理的执着,亚里士多德选择了一种理论形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面对着同一片未知的海洋,也选择了一种形式。我们都向往着那片神秘的大海,渴望到达彼岸,其本未变。
每18个月芯片缩小一半,信息技术发展如此神速,技术形式更新,其超越极限追求精致之本不变;王朝更迭,纵使“六朝如梦鸟空啼”,社会形式革命,一代人心中的桃花源之本不移。人生苦短,每个人“人事有代谢”之形式不停息,然“往来成古今”的历史发展之本未消逝。
即使有一天情书的形式真的不复,而对爱情的向往之本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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