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来了一个新成员――蜗牛,它特别小,黑黑的,所以我叫它“小蜗”。它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晚上,没等我睡着,它已经在那狭窄的小房子里“呼呼大睡”了;早上,我匆匆地起床赶紧去探望它,没想到它已经背着厚厚的壳在“健身”了。
记得有一次,科学老师让我们观察蜗牛,我兴奋极了,连鞋子也顾不得脱,直奔“小蜗牛”拿起放大镜开始观察。我先看头部,发现有两对触角,一对长,一对短,听老师介绍,蜗牛的长触角能感知周围的环境变化,而眼睛就长在长触角上,却只能在阴暗的地方才能看清楚。短触角是用来寻找食物的,我小心翼翼地放点树叶进去,果然,只见蜗牛用短触角一碰三碰的,好有趣。我再观察腹部,把蜗牛整个翻过来,只见白花花的,始终没看出什么东西,我查了查科学书,才明白,蜗牛的腹部有腹足,可以帮蜗牛爬行。又顺着观察蜗牛尾部,这时,我看见它爬过的地方有粘液,我连忙问妈妈粘液是从哪儿出来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妈妈说粘液是尾部流出来的,蜗牛顺着粘液可以让速度更快。放下放大镜,我又去查小学生百科全书,看看有没有关于蜗牛更多的相关知识。
通过观察,我知道了好多好多蜗牛的秘密,同学们,只要仔细、认真地观察,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秘密!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做完作业后,我迫不及待跑去看水中的豆,哟!绿豆已经长叶了,不过还是合拢的,芽儿变绿了,就连它们的肉都变成了绿色的。而黄豆和红豆的\'芽已经有拇指般长了。而且,我还在观察时发现了一个奥秘,豆是先长芽再脱皮的。
最近,科学课要求我们观察小动物,我买了两只蜗牛,一大一小。大蜗牛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而是更像一个大海螺。小蜗牛还稍微像一点,两对触角,一对长、一对短,眼睛长在那对长触角上,壳圆圆的。
这几天,我就经常盯着蜗牛看。我发现蜗牛比较懒,特别是大蜗牛,经常会一动不动地趴在盒子里,也会倒挂在盒盖上,纹丝不动。有一次,我观察了大半个小时,那一只大蜗牛就是不肯动一动,我实在着急了,就放了两片菜叶子进去吸引它们。可它们就是不理我!小蜗牛的体壳很薄,身体徐徐动着,它的触角可以伸缩。用手轻轻摸一下,小蜗牛会马上缩到它的壳里。我目不转睛的观察着小蜗牛,看它是否吃我给它们准备的叶子,发现它们碰了一下叶子就离开了,我又生气又失望。过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想看一下小蜗牛,我一看叶子少了一个大洞。不久,这几片白菜叶全被那两只蜗牛吃光了。
蜗牛通常是晚上出来活动,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它常常慢慢地爬到白菜叶子上,伸出触角轻轻地先尝一尝味道,再慢慢地开始美餐。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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