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曾称雄于个人电脑领域,被称为美国式成功创业的典范。进入80年代后期,个人电脑业迅速发展,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相继推出了体积小且可以互相兼容的个人电脑,其价格只是王安电脑的1/3,而且可采用市场上的通用软件。而王安公司忽略了市场变化的情况,仍然坚持生产老产品而不创新,导致销路越来越窄,许多老客户也相继离去,到了1992年7月,作为公司继承人的王安博士的儿子不得不在法院申请***保护的文件上签了字。
书法和其他艺术一样,贵在不断推陈出新,在学习与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作品。晋代的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学习书法时,不但刻苦认真,而且博采众长,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据说他起初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又借鉴秦汉以来众多的书法佳作,像秦代大书法家李斯,汉代大书法家蔡邕,三国大书法家钟繇,以及被称为“草圣”的张芝等许多名家作品,他都泛览博识,然后才独创出一种俊逸妍美的新书体。前人高度评价他的书法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楷书《乐毅论》则被誉为“千世楷法之祖”。
书法艺术从晋代至唐初一直是继承“二王”的传统,追求姿媚瘦硬的书风。盛唐的颜真卿,独树一帜,开创了浑厚雄强、刚劲肥壮的新书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颜体”。自唐以后,许多著名的书法家都从他那儿吸取过营养。据说他曾经跟张旭学习笔法并且向“二王”、褚遂良以及当时民间的\'书法作品多方面借鉴,才能承前启后,开创一代书风。
米芾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年轻时学习书法很刻苦,他借了很多晋代和唐代名家真迹来临摹,当他把古人的真迹和自己临摹的作品一道归还原主时,连主人也分别不出真假来。别人对他说:“你写字太像古代的人,惟独没有自己的面貌,这样是不会有成就的,希望你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能食古不化。”他听后慢慢冲破古人的束缚,发扬自己的长处,到晚年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机车,新生的火车丑陋笨重,走得很慢,当时有人驾着一辆漂亮的马车跟它赛跑,火车落在了后面,而且由于没装弹簧,火车把路基都震坏了。然而,斯蒂芬孙并没因此而灰心,他坚信火车具有马车无法媲美的前途,不断改进机车。许多年过去了,马车仍按原来的速度转动着轮子,而火车却在飞速前进。今天,高速火车奔驰在铁轨上成为人类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在中国的相声演员中,子承父业的有好几位。马三立出生在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是有名的评书艺人,以擅说《水浒》着称;父亲马德禄是著名的“相声八德”之一,而且是相声名家恩绪的宠徒与门婿,马三立初中毕业后就子承父业说起相声,成为一代大师。而今他的二儿子马志明又子承父业,在马三立的口传身教下,学会了大量的传统相声段子,并在海内外演出中赢得好评。侯耀文继承了父亲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的事业,2002年接任了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艺术指导和说唱团团长的职务。杨议继承了父亲杨少华的事业,并且和父亲一起,同台表演,成为一对有名的父子搭档。
“板桥体”看似单个字形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如果有人因此而羡慕郑板桥的成就,想借模仿他的风格来出名,那么他必定会走入一条死胡同。因为有人说,这种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说“不可无一”,是肯定了“板桥体”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不朽的艺术地位;说“不可有二”,则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真理。正如贾平凹在信中对小妹所说:“对于大师,你只能学习,不能效仿。 ”
“板桥体”与“扬州八怪”的其他艺术风格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那个压制人才发展、摧残人才天性的清王朝,“扬州八怪”用一种不合乎世俗审美标准的艺术风格,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高尚情操,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对于权贵的蔑视和抗争。可以说,“板桥体”的“非隶非楷,非古非今”是挣脱束缚,思想和心灵获得自由的象征,这也便是郑板桥作品的韵味所在。后人如果模仿“板桥体”,只能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有二”。然而,许多人并不信奉这个原则。当文学与时尚产生了关联,似乎文学创作也能产业化发展,作家也能按一个模子批量生产了。书店里,占据“畅销书架”的一会儿是悬疑小说,一会儿又是通俗哲理。花样总在翻新,却大都千篇一律。那些书虽畅销一时,不久却被遗忘在角落,蒙上尘垢,挂上蛛网。马克思说过:“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只剩下时间。时间会滤去所有跟风的作品,最终只留下一部或几部体现时代精神,关注人类和人生的作品。 ”
这么说,我们是否就不要学习他人的作品了呢?当然不是。那些肤浅的跟风之作,正是因为对文化艺术传承、研究不够,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于俗套。因此,传承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不仅艺术创作如此,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要传承与创新并重。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外界的科技、文化等交流频繁,汲取了不少成功的,尝到了甜头。但是现在,我国的创新实力却比较薄弱。前几日的《文汇报》上说,上海的服务业管理照搬制造业管理模式,阻碍了服务业起舞。在此,制造业管理模式也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吧。有变通与创新,才有突破。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要广泛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认识自身特点,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勇于创新。传承与创新并重,是科技和文艺等发展的根源。
在19世纪末,整个经典物理学——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已经相当完善。科学家们认为辉煌的物理学大厦已经竣工,剩下的只有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工作了。就连被公认的物理学权威开尔文勋爵也在当时的物理学年会上说:“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的第六位去寻找了。”然而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大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第一次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没有引用任何一篇前人的科学文献,而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创作的。爱因斯坦深受斯宾诺莎和马赫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多次说过:“与其说我是个物理学家,还不如说我是个哲学家呢。”量子力学的领军人之一海森堡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并着有《物理与哲学》一书。
威尔杜兰在《西洋哲学史话》序言中说到:“各种科学都始于哲学……科学仅能传授知识,只有哲学才能给以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物理学的突破,实际上是哲学的突破。狭义相对论打破了古老哲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念。速度的变化(观察者的运动)使时间具备了伸缩性,所谓“现在”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性。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突破光速极限的时空弯曲甚至可能导致时光倒流,从理论上人们可以走向未来,也可以回到过去。量子力学则打破了人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的观念,让科学重新变成了“形而上学”。西方科学就是建立在观测、归纳和验证的基础上的,如果第一环节都会因“测不准”(“不确定”)而人言人殊、见仁见智,后续的归纳和验证当然也就会彻底失去基础。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