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境的作文大纲【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对“逆境出人才”最好的解释
“逆境出人才”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根深地固。汉代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噘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为为作也。”这便是“逆境出人才”最有力的证据。
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逆境常常使人痛苦，但也能磨练人得意志，杰出的人才几乎都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般的艰难险阻。逆境是人生这本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1页，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虽然带有些许苦涩，但苦尽甘来。阳光总在风雨后。
进一步来讲“逆境”也是激发一个人的潜力。“逆境出人才”这句话深刻的说出了只有在遇到困难时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的道理。
10几年前，日本游泳队为什么能统治亚洲?这里有一个早以不神秘的“秘密”：在平时的训练中，教练组都要把3~5条噩鱼放进游泳池。队员们虽知噩鱼的嘴封住了，但出于害怕，还是拼命向前游，才铸就了辉煌。这难到不是“逆境出人才”激发潜力的例子吗?
“逆境出人才”并不排斥“顺境出人才”，“逆境”与“顺境”是互辅互成的，“顺境”也并不是不能出人才，但那只是少数的而已。
阳光总在风雨后，苦境甘来。让我们在逆境中成长成才……
关于逆境的作文大纲【二】
逆境出人才，我不否认。顺境出人才，我也坚信。谁说“顺境”出不了人才?
爱因斯坦小时候只上过两个月的学，有些人认为这是他成功中的逆境，而我则认为是顺的成份多一点同样他的妈妈对他的信任，不也是一种顺境吗?有几个母亲会做到那样?这是爱因斯坦的幸运，他的母亲任他的奇怪的思想跳跃，任他用行动实现他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他的顺境?难道还有人要说他是逆境中出的人才?
再说影星章子怡，从小喜爱唱歌、演戏，第一次歌唱就得奖，第一次舞蹈就出名，这样的一帆风顺还有人能否认吗?对于她，很多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中多数是顺境而非逆境。
有时候，顺境对人的帮助要比逆境来得快，来得实在。一句鼓励的话，对你的肯定，是一种自信的力量、一比钱，是成功的本钱、一种信任的感动得得我们不住努力的助力器，一句安慰的话，是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我们有时会说，逆境地中出的是受过磨励的钢，而我就会说，顺境出的人才，就是好机器，好技术下炼出来的好钢。顺境和逆境都出人才。但总的来说顺境中出的人才更多更完美。写议论文最重要的是生活积累和生活体验。由于年龄的限制，一般同学的阅历较少，对生活的感受不深，这就是为什么写作能力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注意观察发生在身边的小事。有句说得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要从实际生活中撷取素材，对其中的是是非非，不仅要听听别人怎么说，更重要的是进行独立思考，细心体验，加工提炼，有自己明确的评价和正确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实的、有价值的文章。除此之外，就是阅读，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最近，我们青岛中学语文教学正在进行广泛的“大阅读”专题研讨，同学们肯定能受益匪浅。
关于逆境的作文大纲【三】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