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450字【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关于郑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450字【二】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关于郑姓的历史研究报告作文450字【三】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